论文提要：

　　2013年起实施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加以明文规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证据”不断出现在诉讼当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电子证据”就是被作为证据研究的、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电子文件，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材料或者其派生物。“电子证据”具有技术性、复合型、无形性、脆弱性等特征。它与传统的证据类型存在极大的区别，使得它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本文还从取证主体、取证方法、“电子证据”的检验、保全、审查等方面重点讨论了在侦查与审判过程中如何采集以及审查、认定“电子证据”。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规定正式将“电子数据”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由此，应当对电子证据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其在诉讼中如何运用，有必要深入探讨。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证据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依托的电子数据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类新的证据不断出现在诉讼当中，在审判中的证明作用日益突出。

　　所谓“电子证据”，就是被作为证据研究的、能够让明案件相关事实的电子文件。电子文件是基于电子技术生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磁盘等载体的内容可与载体分离，并可多次复制到其他载体的文件。电子证据的形成必需要借助于电子技术或者电子设备。（1）

　　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材料或者其派生物。电子形式是指以介质、磁性物、光学设备、计算机内存或与之相类似的设备生成、发送、接收、存储信息的存在形式。电子形式的派生物，是指由电子形式材料或物质所转化而来的附属材料。

　　 如今，电子证据已经衍生出纷繁复杂的形式，除了人们通常所能看到电子邮件（E-mail）、电子聊天记录（E-chat）外，还包括表现为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资金划拨（EFT）、电子公告牌记录（BBS）和电子签章（E-signature）等等各种形式。而且从广义上讲，以电报（Telegram）、电话（Telephone）、传真（FAX）资料以及电子文件、数据库、手机短信等作为载体证据已难以寻觅传统证据的影子，而是具备了电子证据的特点，应当属于电子证据范畴。因此，电子证据也可以叫计算机证据、数据电文证据或者网络证据等等，是随着计算机及互联网络的发展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因电子数据交换等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它主要是借助于电子技术或者电子设备所形成的并且作为证据使用的，以电子形式存在的材料或其派生物。

　　二、电子证据的特征

　　电子证据与法律上的传统证据在保存方式、传播形式、感知性及安全性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有人认为其具有双重性、多媒性、隐蔽性；有人认为其具有高科技性、无形性、复合性、易破坏性；也有人认为其具有内在实质上的无形性、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客观真实性、易破坏性；还有人认为其具有技术含量高、易被伪造和篡改、复合性、间接性。此外还具有收集迅速、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可以反复重现、易于使用、便于操作等等特点。

　　归纳以上各方观点，电子证据的特点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技术性。电子证据的技术性表现在电子证据依赖于一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而存在。它是电子技术的产物。磁带的发明、应用，产生了音、视频电子证据；磁盘、光盘的应用，产生了多媒体电子证据。这些证据的产生，都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来实现的，离开了这些储存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电子证据就无法存在，也无法再现。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在产生、存储、传递、加工以及显示等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发展。此外，电子证据的调取与再现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借助一定的设备、借助于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实现。

　　2、复合性。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在表现形式上，视听资料大多表现为单一的媒体形式，而计算机资料则不仅可以为单一媒体形式，更多的表现为多媒体形式。所谓多媒体，是指集合了文本、影像、图片、声音、图画等多种形式的复合媒体。因而电子证据在表现的形式上具有较强的复合性。它与传统的证据形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3、无形性。电子证据是以声、光、电、磁等形式存在于媒体介质之上的，它的实体是电磁波和二进位数据编码。这些信号和编码是肉眼无法直接观看的无形体，只有通过特定的设备和技术才能显示为肉眼可见的有形内容。

　　4、脆弱性。对于电子证据来说，不论是数字形式还是模拟形式，由于它是保存在可擦写的数据记录介质上，如磁带、磁盘、可擦写光盘等等，在其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极易遭受到外来的破坏，如监听、窃听、截取、篡改、删除等等，并很容易因为使用中的误操作而被破坏。比如在播放录音时误按录音键、在查看电子邮件时误按删除键等等。除了误操作导致的破坏，人为破坏也十分容易，产生它的人或其他接触它的人都有可能随时、随地、随意地对其进行编辑、修改，使其面目全非，甚至不留任何痕迹地予以删除，使其消失。电子证据的脆弱性，导致了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难度，也成为部分学者和立法机构将其作为间接证据的一大动因。（2）

　　三、电子证据的属性与分类

　　正是由于电子证据具有上述的种种特点，而根据我国现行诉讼法证据的分类大概可以分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七种，电子证据应当归于哪一种，或者说电子证据是否应当单独归为一类，在学界有很大的争议。法学界对电子证据归类争论的主流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应归入传统证据中的视听资料当中。其理由主要是，从电子证据的物理性质上来看其应归入视听资料，视听资料是指可视、可听的录音、录像之类的资料，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或以一定的手段转化后才能被人们所感知，而所谓的电子证据也必须借助计算机系统显示为“可读形式”，同样也是可视的或可听的，承载媒介是与视听资料的承载媒介是相同的，都是电磁记录物。

　　第二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应归为书证，其主要理由是，电子证据的记录功能与书证是一样的，普通的书证是将某一内容以文字符号等方式记录在纸张上，电子证据则只是以不同的方式（电磁、光等物理方式）将同样的内容记载在非纸式的存储介质上，两者虽然记录方式不同、记载内容的介质不同，但却具有相同的功能，能记录完全相同的内容。

　　第三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不是新的证据形式，传统的七种证据形式当中都存在着电子证据的形式，电子证据可以归入传统的七种证据当中。主要理由是，电子证据同传统证据相比，不同之处是在于载体方式上，而非证明机制上。因此，电子证据绝非一种全新的证据，而是传统证据的演变形式。

　　第四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应归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其理由主要是，任何一种传统证据都无法完全将电子证据囊括，电子证据在司法活动中出现频率越来越多，其在证明待证事实上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法律的前瞻性决定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具有迫切性。（3）

　　显然，前述的四种有关电子证据在证据分类上的观点对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与证明力的判断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视听资料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不能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而凭借书证则完全可以单独认定案件的事实。

　　如果主张电子证据属于视听资料或书证的话，则法院应分别按照视听资料或书证的采用标准来判断。如果主张电子证据属于一种独立证据种类，则没有任何现行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可以援用，容易使法官对证据的认定过于主观。如果主张电子证据仅仅是普通七类证据的电子化，则没有注意到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的不同特点，更会给证据的分析判断认定带来困难。据此，笔者认为电子证据是一种新的证据形式，与书证，视听资料完全不同，也不是七种证据形式的电子化。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电子证据与书证在性质上有着巨大的区别。书证是指用文字、图画、特定符号等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书面文件或其他物品。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中，两者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但这并不是两者独有的特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也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事实真相的，但诉讼法并未将这三者归为一类。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之间，区别是十分明显的。（1）从载体上看，书证中的文字、符号、图画等是以直接的方式存在于载体之上并能直观地再现。而电子证据则是以模拟和数字信号形式存在于载体之上的，不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不能直接显现。（2）书证的介质是多种多样的，纸张、布匹、塑料、泥土等都可以成其载体，而电子证据的介质则比较专一，主要是磁性介质与光电介质，两者在储存方式、再现方式上都有区别；（3）从两者的特性来看，书证具有不易篡改、保真性较好的特点，一旦被涂改很容易被发现，被破坏篡改的书证很容易鉴定出来。而电子证据则十分脆弱，易被删改、易被复制，且一经删改不仅不留痕迹，依现有的技术难以鉴定，并且难以恢复；（4）从两者的证明力来看，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只要其外形、物质载体存在，其所记载和反映的内容就不会改变，一般可作为原始的、直接的证据使用。而电子证据由于其易破坏性脆弱性，证明力相对较弱，大多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综上所述，将电子证据归为书证缺乏说服力。

　　其次，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也完全不同。电子数据记录等不属于视听资料。目前，各大银行均使用银行卡。使用银行卡在自动柜员机上进行电子资金划拨或者自动取款，以及使用银行卡在网上银行进行资金划转，整个过程均只有电子记录，且只有银行单方面的电子数据记录。这种电子资金划拨的电子数据记录以及其他的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牌记录、电子签章，既不属于可视的，也不属于可听的，是无法归类进入视听资料的范畴。目前，涉及电子数据记录的这一类案件常常发生，如果认定这些电子证据为视听资料，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须有其他证据佐证方可认定，则对银行等相关机构是非常的不利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现实的。视听资料也不能包含电子证据。从传播媒体来看，视听资料的本质是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现，以视觉和听觉来直接感知的。声音证据和书面证据一样，是通过单一媒体来表现的，影像证据有单一媒体形式（如照片），也有复合媒体形式（如影视节目），而电子证据则具有多媒体性质，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包括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也可以是声音的，还可以是两者以上的组合。它可以以单一媒体和多种复合媒体形式来表现，这是其他视听资料所不具备的特点。因而以视听资料来包含电子证据是不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由于电子证据与物证、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证据类别显而易见的区别，电子证据不可能成为它们其中一类，本文也就不再将其相互对比讨论。

谈谈人民法院裁定减免罚金应注意的问题

作者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保利


　罚金属于财产刑的一种，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实施罚金刑，有利于从经济上惩罚、教育犯罪分子。罚金应当缴纳，但在一定条件下，罚金也可以减免，以体现刑罚人道主义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罚金的减少和免除作为罚金刑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到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问题、还涉及到人民法院内部如何分工问题，更涉及到应否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问题，然而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的甚少。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混乱，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一、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可否由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进行？
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程序的启动人民法院可否依职权进行，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罪犯本人、亲属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最了解，是否丧失履行能力当事人最清楚，人民法院不宜越庖代储。这样做即可以防止人民法院滥用刑罚执行变更权，又可以避免因人民法院不适当的减免罚金而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起不到惩罚犯罪分子防止犯罪的作用。因此实践中应由罪犯本人、亲属或犯罪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应对申请的主体是否适格及申请理由是否适当进行审核，并重点对可以酌情减少或免除的事由证明材料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因遭遇不可抗拒而使财产财产减少灭失或罪犯因重病伤残等而丧失劳动力或需要抚养的近亲属患有重病，需要支付巨额医疗费，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是否确实存在。在此过程中，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裁定对罚金进行减免，只能根据有关人员的申请进行。
二、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应由人民法院的哪一部门进行？
罚金刑由人民法院执行，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有争议的是，减免罚金的裁定究竟由人民法院内部哪一个部门作出，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有不同的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减免罚金的权力属行使刑事判决权的合议庭。因为罚金属于一种刑罚，体现国家对犯罪分子的强制性惩罚。其他庭无刑事审判权，不能随意减免。罚金数额是由刑庭根据具体犯罪情节、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决定的，既然是由刑庭作出，其减免权也应在刑庭，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刑事判决的严肃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减免罚金的权力属于行使执行权的合议庭。罚金的强制缴纳属于刑事执行的内容。虽然判决罚金数额的权力在刑事审判组织，但减免罚金的权力却属于执行权而非审判权的内容。执行组织不能行使审判权，同样审判组织也不能行使属于执行程序的权力。而且不论民事、行政诉讼中，执行裁定均是由执行庭下发，如按照第一种观点，中止执行的裁定则更要由刑庭决定了，显然与法相悖。因此，不能由刑庭制作裁定书，执行庭同样要严格依法办事，认真审查是否发生了不能抗拒的事实，并不会“随意”减免。
第三种观点认为，减免罚金的权力应属于审判监督庭。理由是，对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实践中均由审判监督庭进行，财产型与人身自由刑均属于我国的刑罚内容，根据类似情形类似处理的原则，对财产型罚金的减免也应由审判监督庭进行。即可以保持刑罚执行主体的一致性，也有利于强化人民法院的内部监督，以维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根据审执分离的原则，作为判决罚金数额的权力在刑事审判组织，但减免罚金的权力却属于执行权而非审判权的内容。对罚金的减免属于刑事执行的内容，因此减免罚金不应由刑事审判庭进行，因此第一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没有规定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财产刑的减免由执行庭进行。主张减免罚金的权力属于行使执行权的合议庭没有法律依据，第二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三、在裁定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时应否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均未作规定。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人民法院裁定减少或免除罚金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首先，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罚金的减免属于刑事诉讼刑罚执行中的一项具体制度。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规定在总则中，属于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各种刑事诉讼活动均具有指导作用，各种诉讼行为均应当遵守这一基本原则。因此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该权力时，理应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其次，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和财产刑罚金的减免都属于刑罚执行的变更。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的裁定如何通知人民检察院以及对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然而却对财产刑罚金的减免如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未作任何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立法缺陷。在立法未做出修改前，我们应当参照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对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的监督的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罚金减免的裁定后，应及时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裁定不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的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作出最终裁定。这样，既可以保持法律适用的统一，避免出现类似情形却有不同的处理结果的情况发生。又遵守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到了自觉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