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

通常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主张权利提起诉讼的是未成年的子女，而被主张权利者则是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因未成年人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行为能力，故其在提起诉讼时必须要有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具体的做法是，以未成年的子女作为原告，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则列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则列为被告。但这种通行的作法实际上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首先从法定代理人的角度看，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均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四条规定，未年人的监护人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那么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父母双方均是子女即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这样，父母及子女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的关系就显得比较混乱。特别是在现实中，有父母双方均不对子女尽抚养义务，而子女与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情形存在。这时若未成年子女将父母双方或一方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则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该如何确定，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诉讼中的地位又该如何列明，就成为一个问题。

其次从庭审过程来看，这种作法也有许多不便之处。一般的抚养费纠纷案件，都是基于离婚这一事实基础而发生的，且提出增加抚养费的理由，一是子女的生活、学习费用提高了，二就是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经济状况不佳，不增加抚养费则子女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将无法得到保障。基于后者，因原告为未成年人，不出庭参加庭审，代为出庭的父母中的一方，在庭审中涉及离婚的有关问题和未成年子女父母经济状况及对子女抚养的责任分担时，同常会以第一人称陈述相关事实并发表辩论意见。甚至就离婚过程和财产分割问题，而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实质上是混淆了原告和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间的区别，使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成为原告之一，有其独立的诉求。使子女与父或母一方之间的纠纷，演变为子女的父母之间的纠纷。这种纠纷的内容与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之间身份的不对称，使得庭审经常打断而无法正常进行。

再从诉讼利益方面看，未成年人在父母离婚后通常是随父或母一方共同生活，其生活和学习总是需要相当数额的费用，这些费用又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父母双方曾就抚养费的承担数额达成的协议或法院判决确定的数额，经常无法满足子女因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生活、学习费用。但是子女的生活、学习费用的标准，通常不会因未与其共同生活的一方给付的抚养费较低而维持原来的水平。这种抚养费给付数额在一定期间的确定性，与社会经济和消费水平不断发展，子女生活、学习费用的不断变化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此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就面临着选择，即要么要求另一方提高抚养费的给付标准，要么由自己承担因社会生活水平提高而增加的子女的生活、学习费用。由此可见，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若不能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增加给付的抚养费，其实质上是增加了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负担，是对对方经济利益的损害。故在这种情形下由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提起增加抚养费的诉讼，则体现了对其自身利益的保护，理应获得法院的支持。

最后从法律规定看，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该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由此可见，抚养费纠纷案件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由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通过诉讼解决。二是由未成年子女向父母一方或双方提出额外的抚养费要求。对于因前者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父母双方自可成为当事人，而无须父或母一方以子女的名义提起诉讼向另一方主张抚养费。或者可以说只能由父或母一方提起诉讼，而不应该以子女的名义提起诉讼。因为抚养子女，即便是在父母离婚后，都是父母共同应尽的法律义务。由子女的父母作为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正是体现了这种对子女共同抚养的精神。若以子女名义提起诉讼，要求另一方给付或增加抚养费，则不能体现这种父母对子女共同的抚养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而且只能由父或母一方以自己的名义对对方提出诉讼，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因后者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区别于前者，建立在父母双方协商或法院判决确定的抚养费无法满足或维持子女正常的生活、学习需要，或因重大疾病等而需要额外支出费用的前提下。此时纠纷双方应为子女和父母，因为原有的抚养费承担的协议，是由父母之间协商达成的，其各自承担的份额的约定对子女并不具有约束力。而法院对抚养费的判决，也只是针对父和母之间就子女抚养费分担的纠纷作出的，亦不具有对子女的约束力。未成年子女基于法律的规定，有权要求父母两人或其中任何一个承担全部的抚养费。故此时应以子女的名义提起诉讼。针对这种父母双方的利益与子女的利益均对立的情况，在诉讼中由法院为未成年子女在其它近亲属中指定代理人，应较为妥当。而不应当然地以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为子女的法定代理人。

综上所论，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诉讼操作的方便性来看，对普通的抚养费纠纷案件，将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确定为原告，而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列为被告，不但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便与诉讼过程中的实际操作。这里所说的“普通的抚养费纠纷案件”指的是子女自己提出额外的合理的抚养费之外的，应由子女的父母协商解决的抚养费纠纷案件。而对子女自己提出的，父母协商或法院判决确定的抚养费之外额外要求的抚养费，则可称为特殊的抚养费纠纷案件。对这类案件，则可列子女为原告，由法院在其父母之外的近亲属中指定一人担任其代理人参加诉讼。

辽河油田法院 王小卫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平稳态势保持着高GDP的增长，经济的高速运转使得城市的人口剧增，交通的快速发展，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扩城形势的风起云涌，据统计，在调查的12个省市中，全部在扩城或建新城，144个城市中有133个城市在建设新城、扩城。为填补新城，更主要的是旧的城区格局与发展的矛盾，不少地方政府或以土地征收的方式或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将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划或容易导致旧城区环境污染的企业搬迁到新区，腾出旧城区土地。而搬迁企业通过土地的转让或置换获得了发展的资金，解决了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的桎梏，为企业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企业搬迁对于企业来说是个巨大的工程，既涉及旧厂区厂房、设备等一系列事宜的处理，如旧的废弃厂房租赁给外部公司经营，涉及到的解除合同赔偿事宜。又涉及企业工作人员的变动，如企业搬迁至不同城区，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企业与不愿变动的员工发生的劳动争议等纠纷。还涉及到企业在原厂区土地征收时，其土地、房屋上的物上抵押权如何解决的法律问题，以及在土地征收后，根据政府规划新购土地，并在新购土地上进行新厂房、设备、管道等的建设法律问题。在各种类型的企业搬迁中，由于化工企业性质的原因，其搬迁更为复杂，涉及的法律问题更加全面。此文中，笔者仅就涉及搬迁过程中的旧厂区、厂房、设备、危险化学品、废物等处置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浅显分析。
一、 房屋、设备、设备管道处置法律问题
化工企业搬迁的土地基本上属于城镇国有土地，地方政府均以国有土地征收的方式同企业达成征收协议，约定企业将土地归还政府、政府支付土地征收金的方式进行土地交易。但对于土地上的房屋、设备、设备管道等处置，有的地方政府采取统一收购的方式，既企业不仅将土地需交付，还需要把土地上的房屋、管道设备等直接转让给政府，企业仅需要带走办公工具、设备等动产，不需要达到土地平整的交付标准；有的地方政府则要求企业在交付以前，将土地平整，以利于下一步进行商业地产开发。此时企业则需要将土地上的房屋、设备、管道等物进行拆除，由于企业自行处置过程中，可以从房屋、设备管道拆除中获得可再生资源，因此不少企业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角度也乐于自行处理，但化工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存于厂区中的危险化学品、化工废品等是个极大的隐患，处置不当就涉及到法律责任的承担。在此文中，笔者仅介绍，企业自行处理房屋、设备管道涉及的法律问题。房屋设备、设备管道等的拆除工作，很少有企业自行组织人力进行的，都以工程形式委托给其他公司或个人进行处理，而进行此类房屋拆除的公司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不少化工企业为利益最大化，多数采取招投标，少数采取议价方式，将拆除工作发包给外部公司，外部公司以购买等方式确定中标价，取得拆除过程中选出的再生资源所有权方式通过竞聘筛选中标企业。对于以发标或采取协议方式确定的企业，目前从法律上来说，并无强制性标准，但多数承包拆除工程企业均为建筑施工企业。化工企业选择过程中有很大的自主权，存在的最大法律问题就在于选择有建筑资质的企业进行施工。实践中，工程承包给个人的法律风险更大。在于个人承包者聘用的劳动者，由于个人承包者不具备劳动用工资格，其聘用的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工伤问题更为突出，一旦拆除过程中发生任何事故，在劳动者维权过程中，都会面临两难选择，很多承包个人根本不具备责任能力或者不愿意承担责任，让劳动者面临身心疲惫的境况，此种情况下，作为发包单位的化工企业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因在于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 “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然，此种连带责任并不是劳动关系责任，而仅是因选任承包人不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化工企业面临的另外一个法律风险是将工程发包给自己下属的有施工资格的建筑企业子公司，由于子公司属于建筑企业的性质，建筑施工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进城务工人员多、人员流动性大，社会保险等实施差。而且转包、分包现象严重，往往为增大企业效益，会将工程分包或转包给个人承包者，但此举又将面临严重的劳动法领域风险，原劳动部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规定建筑施工、矿山 企业 等用人单位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此时会导致化工企业的下属子公司劳动关系、工伤争议频发，进而导致子公司及企业的法律风险、信访事件。
二、 设备管道中的残存固废物法律问题
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化工废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局势日益严重，国家对环保工作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对工业废物问题高度关注，处置不当，不仅面临着高额的民事赔偿，还要承担巨额行政处罚。
为规范管理工业废物，以法律的形式对工业废物生产、储存、转移、处理进行了严格的规制。要求生产企业要对产生固废物情况进行申报，对于转移情况采取转移联单，事先进行行政审批。对于处理工业废物的企业，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从刑事责任、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三个角度，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强化管理。
搬迁过程中的化工企业在处理固废物时，针对管道中的残存固废物，必须作为一项重要事项在协议中进行明确。由于固废物的附属性，在承包过程中，势必属于拆除房屋或设备、设备管道的附属行为，由于化工企业的明知性，不明确告知或明确约定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则化工企业需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在我国企业搬迁过程中，不少化工企业在拆除过程中，由于对固废物的处置不当，污染环境，承担了巨额的赔偿责任，甚至导致搬迁暂停。如果在承包协议中明确约定，针对管道中可能残存的固废物，施工企业自行处置，则施工企业必然给予重视，给予了谨慎处理，使得搬迁工程能顺利完工。
三、 危险化学品的转移法律责任
作为化工企业，其主要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大多数属于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属于侵权责任法中高度危险责任，由于高度危险物的高度危险性，法律明确规定对于高度危险责任实行严格责任“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占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
化工企业搬迁过程中，此类高度危险物使用、转移，极易导致环境污染、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事件，因此必须做好防范措施。
四、 化工企业搬迁过程中的安全责任问题
化工企业搬迁过程中，由于人员流动性大，会出现以各种原因或合规或违规进入厂区的人员，其人身财产安全一旦出现事故，则法律责任一定程度上归于化工企业，此时的化工企业承担着类似与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责任。
首先，企业的高度危险责任仍存，其保管的高度危险物一日未全部移转，责任就存在，但此时的高度危险责任不在于高度危险物的占有或使用，而在于高度危险区域的保障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可以看到，一旦化工企业搬迁，放松对高度危险物区域的管理，外部人员冒然闯入导致事故的，其人身财产的损失赔偿责任就将完全由企业承担，而企业的抗辩事由仅有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其措施及警示的可抗危险发生程度就成为化工企业承担责任大小的依据。
其次，搬迁中的化工企业，其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由于搬迁，其日常保养、维修自然会较生产时薄弱，进入厂区的人员在厂区内部因各种原因行动时，一旦发生倒塌、脱落，或者地下管道伤人等事故，此时的法律责任企业毋庸置疑的需要承担。
通过以上几个法律问题的阐述，可以看出，化工企业的搬迁涉及的法律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否则企业会面临诉讼的巨大压力，给企业在发展中带来阻力。

　　葛亚平 作于2013年9月6日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 公司律师 ge-yap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