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归类的违宪审查方法新论

内容摘要：立法归类与宪法平等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必需对包含立法归类内容的法律展开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可以借鉴美国“三重基准”的违宪审查制度，在确立个案所适用的审查标准后，从归类范围的合理性及手段与目的间的关联性两个方面，对立法归类展开违宪审查。此外，立法分类在实践中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应该采用更加明确的数据标准方式来重新划分“三重基准”各个标准间的界限。
关键词：立法归类 平等原则 违宪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
立法归类是指立法者根据不同群体在某一社会生活领域所存在的差异（如种族、民族、性别、财产状况等）而在法律上赋予或施加给某些群体额外的优惠或者负担，从而实现立法目的。立法归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给予归类对象额外的优惠，另一种是对归类对象施加额外的负担。立法归类并不是对平等原则的违反，恰恰相反，由于它遵循了“不同情况、差别对待”的法理，体现了实质平等的本质要求。但是，立法分类又的确容易导致违宪的危险，因为平等原则所要求的差别对待并不是肆意的，而是合理的。所以，在平等原则已经被写入我国宪法的情况下 ，对于一部包含立法分类的法律展开合宪性审查，至少在学理上仍旧是有必要。那么如何对立法归类进行违宪审查呢？围绕这一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二、美国“三重基准”的违宪审查制度
由于目前我国尚不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借鉴国外成熟的违宪审查判断标准，以便于形成对宪法事案进行学理判断的准绳。综观国外违宪审查之技术与方法，以美国的模式最为合理和完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故笔者以美国的违宪审查理论为基础来探寻审查立法归类的新方法。美国法院在司宪活动中提炼出了一套三重基准的违宪审查标准，通过考察立法或行政行为设定的目的和采取的手段之间的关联度来判断，即严格审查、中等审查，合理审查。严格审查是一种理论上严格，实践上致命的最严厉的违宪审查标准。一部法案若想通过这种标准，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或者实现极其迫切和重要的利益；第二，立法所选择的手段与立法目的的实现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即手段不仅能够实现立法目的，且对归类对象本身或他人的优惠或损害也是最小的。由于设定的条件过于苛刻，政府立法一旦被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几乎逃脱不了违宪的厄运。在中等审查标准下，法案只要求具备重要的政府目标，并且手段与目标的实现充分相关，则立法便能通过审查。合理审查是最为宽松的一种违宪审查标准，在此标准之下，只要系争立法没有把任何弱势群体作为分类标准，同时也不违背任何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只要其具有合理正当的立法目的，而且其选择的手段与该目的之间具有合理的关联，则该立法行为通常会通过合宪的审查。[1]
三、以“三重基准”为基础对立法归类进行违宪审查的方法
实质平等要求立法机关作出的区别对待必须合理。所谓“合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归类对象的范围必须合理，即立法者不应该将某些与非归类群体不存在差异或虽然存在差异却与立法目的的实现无关的群体纳入分类对象，给予特殊优惠或施加负担；二是立法者所采用的特殊手段与立法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相关性，即手段所赋予的优惠或负担量必须能够有效克服归类对象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差距量，实现立法目标。所以，从这一原则出发，审查一部包含立法归类的法律的步骤如下：
第一，针对具体的法案来确定相应的违宪审查标准。因为，不同的审查标准对“合理”一词的理解是不同的。一部法案也许难以通过严格审查，但如果适用中等审查，却很有可能得以通过。所以，必须在审查法案之前确定相应的适用标准。在美国，法院往往依据归类对象的属性来选择法案所具体适用的违宪审查标准。如果立法者以种族、国别等因素作为归类依据，法院将对立法适用严格审查标准，而有关性别、财产状况等因素的分类，则采用中等审查。除此之外，立法所涉及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类型也是决定法院适用违宪审查标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系争权利的重要性愈大，其应受保护的程度也愈强，从而对国家提出的正当性基础的举证责任的要求也愈高。司法实践中如果立法内容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或是政治权利，法院会选择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如果是有关公民受教育权、劳动权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法院一般会采用中等审查标准；而对政府的经济立法，法院常常适用合理审查。
第二，审查立法目标的正当性。与美国的违宪审查理论不同，笔者认为，在立法归类的违宪审查中，针对立法目的的审查仅仅是一种表面审查，即只要能够证明法案的目标具有正当性，目标审查即得以通过。无须像“三重基准”所要求的那样必须确定法案所维护或实现的利益究竟是属于“极其重要”、“重要”还是“合理”。因为，在涉及平等权案件的违宪审查中，决定立法归类合宪与否的关键在于立法机关作出的区别对待是否合理，而不在于立法利益的重要性程度。相反，对于那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且不具有立法归类内容的法案，则需要审查法案目的的重要度。因为，只有明确了立法利益的重要程度后，才能衡量立法利益与基本权利之间的价值比，进而正确判断立法机关是否能够为了某种更高位阶的正当利益而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例如，假设法律A规定，平面媒体记者每月享有两次采访监狱囚犯的权利，而广播、电视记者每月仅有一次采访的权利；法律B则禁止所有的媒体记者采访监狱囚犯。此处，法律A涉及了立法归类的内容，对该归类的审查包括两个方面：（1）立法将平面媒体记者与其他记者作了区分，这种分类本身是否合理；（2）立法赋予了平面媒体记者每月多余其他媒体记者一次的采访权，这种优惠是否合理。如果上述两方面的审查被证明具有合理性，则意味着法案A作出的区别对待不含有歧视非平面媒体记者的意图，该立法分类符合平等原则，而无须再审查法案的目的究竟是否符合“极其重要的利益”、“重要的利益”还是“合理且正当的”。相反，法案B并没有涉及立法归类的内容，对于它的审查则必须包括立法目的重要度的审查。因为，只有证明了法案的目的——禁止采访囚犯所维护、实现的利益属于“极其重大的利益”时，才能对媒体的采访权予以限制。 当然，对于法案A而言，仅仅证明立法归类符合平等原则并不意味着整部法案已经合宪。归类合宪仅仅说明了法案所作出的差别对待是合理的，即赋予平面媒体记者每月多余广播电视记者一次的采访权这一优惠没有违反平等原则。法案A同样也涉及到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每月一次或两次的媒体采访、而不是随时的采访必然会对信息的采集带来不利，进而损害信息的流通，影响了新闻自由。所以，它的违宪审查还应该包括针对采访权限制的审查。这种审查不同于前述针对立法归类的审查，针对归类的审查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平等权，而针对采访限制的审查则是为了维护新闻自由。所以，对于后一种审查，审查的范围包括了立法目的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在法案A的违宪审查过程中并不是不包括立法利益重要度的审查，而是仅指在立法归类的审查中无须对此展开审查。在对立法归类进行审查时，只要立法机关能够证明立法目的具有正当性、不存有歧视意图，即可推定法案目标合宪。
第三，根据立法目的来审查归类的依据是否合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立法者而言，他们所考虑的那种差异必须是与立法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的，而对于那些与立法目标实现并无合理关联的差异，则不应被立法者所考虑，更不能被视为归类的依据。以就业促进法为例，该法案的目标是为了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实行就业。所以，立法者就应该以公民在就业能力上的差异作为立法分类的依据，将就业能力偏低的群体纳入归类对象范围中，而不应该考虑其他方面的差异。
第四，依据拟定的违宪审查标准来确定归类对象的范围是否合理，即要求立法者所确认的归类对象范围与事实上所存在的具有某种相关差异性特征的群体范围应该大致相当。归类对象的范围合理性是直接受到归类依据合理性的影响。后者是前者的充分条件，如果归类依据本身是不合理的，那么分类对象也必定不可能合理。因此，在违宪审查实践中第三和第四个步骤是可以合并的。在立法实践中，归类范围存在五种可能性，对此Tussman 和Ten-Broke 两位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末作了经典的阐述：“一种合理的归类是正好包括所有相对于法律目的而言处境类似的人。法律的目的或是消除公共‘危害’，或是取得某种正确的公共利益。为了简化讨论，我们仅把法律目的表达为取消公共危害，因为另一种情形可以依次类推。┅┅我们实际上处理两种归类之间的关系。第一种归类包括所有具备定义‘特征’的个人；第二种归类包含所有具备或带有法律所针对‘危害’的个人。前者是立法归类；后者则是相对于法律目的处境相似的危害归类。我们可以把特征归类与危害归类各自设想为一个封闭的圈子，它们之间存在5种关系。在第一种情形，特征归类与危害归类完全重合；在第二种情形下，特征归类与危害归类完全不重合；在第三种形下，危害归类全部包含特征归类；在第四种情形，特征归类全部包含危害归类；在第五种情形，特征归类与危害归类相互交叉。”[2] 为了便于称呼，现将上述五种情形分别标号为A1、A2、A3、A4，A5。A1意味着立法者将危害归类的群体全部列入了立法分类对象的范围，并且没有将不应列入的对象纳入归类范围中，它代表了最合理的归类范围，能够通过严格审查标准。相反，A2则代表了另外的一种极端，它意味着立法者所确定的归类成员中，没有任何成员属于危害对象。在A2这种情况下，即使采用最宽松的违宪审查标准（合理审查）也难以使得法案通过。A3这种归类又称“过少包含”，它是指所有的立法归类对象都属于危害归类的成员，但是部分危害归类成员却没有被立法者列入分类对象中。它使得一些危害对象侥幸地逃过了法网。A4也被称之谓“过多包含”, 与A3相反，它是指立法归类的对象不仅囊括了所有的危害群体，而且将部分危害群体以外的对象纳入了立法分类的范围中，这种归类触犯了无辜的旁观者。A5则同时包含了A3和A4。由于并没有与危害归类完全重合，A3、A4和A5这三种归类难以通过严格审查。但是，它们与危害归类之间或多或少的重合度使得它们可以徘徊于中等审查和合理审查标准之间。
第五，依据拟定的违宪审查标准来确定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是否合理。立法归类范围的合理性以及手段与立法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审查是有关平等权案件违宪审查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方面的审查是不能互相代替的，在归类范围合宪的情况下，同样存在手段“过强”或“过弱”或与目的实现间无必然关系，难以通过相应的审查标准。与归类范围相似，在立法实践中，特殊手段与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五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立法者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恰好弥补了归类对象与非归类对象之间的差异，使得立法目标能够完全得以实现。第二种情形则与第一种完全相反，它是指立法者虽然针对归类对象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但是措施与立法目的的实现毫无关系，即这种特殊手段完全不能克服归类对象与非归类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异。第三种情形是立法者采取的特殊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差异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但不能完全弥补归类对象与其他群体间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立法者低估了归类对象与非归类对象之间的差距，所采取的手段偏软。第四种则是指立法采用的特殊手段力度过强，虽然能够克服差异，但同时也赋予了归类对象不当利益或负担。这种情形的发生的主要是由于立法者过高地估计了归类对象与主流群体间的差距。第五种情形是指立法者所采取的措施部分能够促成目的的实现，而部分则毫无关联。为了叙述方便，现将上述五种情形简称B1、B2、B3、B4、B5。其中，B1代表了最合理的手段目的关系，能够通过最严格的违宪审查标准。而B2则代表了最不合理的情形，即使适用最宽松的违宪审查标准也不能使法案得以通过。B3、B4、B5皆无法通过最严格的违宪审查，但能够徘徊于中等审查和合理审查之间。
四、重构“三重基准”的各个标准界限
如上所述，在立法实践中，归类范围的可能性总共有5种情形，手段与目的间的关联性也存在5种可能性。所以，一部含有立法归类内容的法律在理论上可能会出现5?5=25种可能性，其中除了A1与B1的结合能够通过严格审查标准，任意与A2结合的B（B1、B2、B3、B4、B5）和任意与B2结合的A（A1、A2、A3、A4、A5）这九种情形皆不可能通过合理审查标准之外，剩余的15种情形皆能够徘徊于中等审查与合理审查之间。很难想象仅仅依靠“紧密联系”、“充分相关”、“合理相关”等模糊标准，能够有效地对它们进行区分的。所以，有必要采用更加明确的方法对严格审查、中等审查与合理审查的标准予以界定。笔者的建议是使用数据标准来分别为它们设置门槛：如对严格审查可以采用两个90%标准，即立法归类的范围与危害归类的范围的重合度必须达到90%、特殊手段能够弥补90%的差距（即立法手段能够使90%的目标得以实现）；而对于中等审查标准，可采用两个70%标准；对于合理审查，则可采用50%标准。当然，需要申明的是上述所设计的数据标准并不是建立在丰富、翔实的统计信息的基础上，笔者在此仅仅是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来克服“三重基准”审查标准过于模糊的缺点，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精确的数据标准还有待于将来更为详细的实证考察后才能得出。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社会中介机构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135号


　　《浙江省社会中介机构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６０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２月１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中介服务业的发展，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行为，维护中介服务市场秩序，保障社会中介机构及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中介机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介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运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按照一定的业务规则或程序为委托人提供中介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的组织。包括：
　　（一）独立审计机构；
　　（二）资产、土地、工程等评估机构；
　　（三）工程监理机构；
　　（四）法律、档案等服务机构；
　　（五）信息、技术、工程等咨询机构；
　　（六）检测、检验、公证、认证机构；
　　（七）职业、人才、婚姻等介绍机构；
　　（八）工商登记、商标、专利、税务、房地产、招投标、因私出入境等代理机构；
　　（九）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其他组织。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介服务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优化中介服务业的发展环境，促进中介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司法、科技、教育、建设、水利、质量技术监督、国土资源、公安、民政、劳动保障、人事等行政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分别负责有关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审计部门负责独立审计机构的业务质量监督。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中介机构的工商登记和监督。
　　第六条　中介机构应当加入行业协会，或成立中介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应当制订本行业自律规范和惩戒规则，做好自律管理和监督，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指导本行业中介服务业的发展。
　　中介执业人员应当接受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督。

　　第二章　机构设立与执业资格
　　第七条　设立中介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固定的场所和必要的设施，以及与其开展中介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二）有健全的执业规则以及其他相应的管理制度；
　　（三）取得执业资格的专职执业人员不少于３人；
　　（四）兼职执业人员不得超过本行业规定的人数比例；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中介机构设立实行登记制度。设立中介机构应当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未办理工商登记的，不得从事营利性中介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中介机构在办理工商登记前应当由有关行政部门审批，或对中介机构设立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省以外的中介机构在本省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在分支机构所在地办理登记手续。
　　第九条　鼓励中介机构实行规模化经营，提高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竞争力。
　　新设立的中介机构应当采用合伙制或有限责任公司制，原有中介机构应当逐步改制为合伙制或有限责任公司制。
　　第十条　中介机构不得隶属于行政机关，应当独立建制并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在中介机构兼职。
　　第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中介机构实行专业资质认定制度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中介执业人员实行执业资格制度。中介执业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取得执业资格；未取得资格的，不得执业。
　　第十三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中介执业资格应当通过考试取得。国家对中介执业人员资格考试另有规定的，依照国家规定办理；国家尚未规定的，实行全省统一考试。全省考试办法由有关行政部门组织有关行业协会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三章　中介执业行为
　　第十四条　中介机构开展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遵守职业道德，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十五条　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中介机构为其提供服务。中介机构依法从事中介活动，其行为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行政机关不得凭借职权限定当事人接受其指定的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法律、法规规定某项中介业务由特定中介机构提供的，从其规定。
　　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依法设立的各中介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当同等对待。
　　第十六条　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除遵守业务规则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提供的信息、资料及出具的书面文件应当真实、合法；
　　（二）应当及时、如实地告知委托人应当知道的信息；
　　（三）对执业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及其他秘密事项予以保密；
　　（四）妥善保管委托人交付的样品、定金、预付款、有关凭证等财物及资料；
　　（五）如期完成委托合同及业务规范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　除即时清结及简单的中介业务外，中介机构提供中介服务，应当依法与委托人签订合同。
　　第十八条　中介机构应当做好执业记录。执业记录应当记载下列内容：
　　（一）委托事项、委托人的具体要求；
　　（二）收取的费用及支付方式；
　　（三）履行合同应当遵守的业务规范的有关要求；
　　（四）委托事项履行情况，包括委托事项的接受、完成过程、终结手续的办理等。
　　第十九条　中介机构应当亮证、亮照经营，并在其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公布服务内容、服务规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投诉机构的电话和地址等事项。
　　第二十条　禁止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从事下列行为：
　　（一）提供的信息、资料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及公共利益；
　　（二）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资料，出具虚假验资报告、评估报告、证明文件及其他文件；
　　（三）索取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或者利用执业便利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四）采取欺诈、胁迫、贿赂、串通等非法手段，损害委托人或他人利益；
　　（五）以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承揽业务；
　　（六）强行或变相强行推销商品、提供服务；
　　（七）对客户实行歧视性待遇；
　　（八）执业人员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同行业中介机构执业；
　　（九）聘用无执业资格人员执业，或者聘用依照本办法规定不得执业的人员执业；
　　（十）法律、法规、规章及行业规范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行业的行政部门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其停止执业，对中介执业人员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并可对指派中介机构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八）项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对中介执业人员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九）项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对中介机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的，由主管行业的行政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中介执业人员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并可对中介机构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的，由有关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无营业执照从事中介活动的，依照《浙江省取缔无照经营条例》处罚；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其退还所得款项，并可对行为人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中介机构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五）、（六）项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处理；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七）项规定的，对中介机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对执业内容未予记录或记录不完整的，对中介机构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中介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由价格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使委托人或他人利益造成损失的，由中介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中介机构可以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的执业人员追偿。
　　第二十六条　中介机构执业人员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四）项情形之一的，今后一律不得从事中介执业活动；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除依照本办法处以罚款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对违法行为予以通报，并将通报内容在新闻媒体上公布；
　　（二）依照法律、法规直接吊销或建议执业资质管理机关吊销执业资格；
　　（三）对适用本条第（二）项以外的其他执业人员，通知被处罚人所在中介机构不得继续聘用其执业。
　　第二十七条　依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予以处理的执业人员，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中介机构不得重新聘用。
　　第二十八条　行业协会应当掌握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执业情况和违法违规情况，在协会内及时通报行政机关的惩戒、处罚情况。
　　第二十九条　对本办法规定的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由行政监察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由行政监察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
　　（三）对应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理而不予处理的，由行政监察机关责令其限期作出处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法定程序，给予警告；逾期不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的行政处分；
　　（四）不履行法定职责或监督不力，导致本行政区域内的中介机构连续发生重大违法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对有关责任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２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