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取得的证据并不必然无效 关键在于法院如何认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 杨立新
背景案例∶北京市首起悬赏取证案
9月3日，本报一版报道了8月30日北京市宣武区法院审结的一起悬赏取证案。
关于本案的论争焦点集中在于：悬赏取证到底算不算收买证人，其所得来的证言证词，到底还有无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贴的启事中明确作出了将对为其作证的证人予以酬谢的承诺，故对为其作证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予采纳。这一认定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赞成者认为，悬赏取证确有收买证人之嫌，不应当肯定和鼓励。反对者认为，悬赏取证影响的并不必然是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在当前取证难的情形下，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
为帮助读者鉴别判断这一问题，本报特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撰文于此。
一个悬赏取证，激起了社会各界的不同看法，对此，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判断。
作证，是公民的义务。这就是任何公民都应当向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如实陈述自己对案件事实的感受。这是一种义务，是人人都要履行的。这个原则不可改变。
履行作证的义务不以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公民有作证的义务；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公民同样要承担作证义务。问题出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文化基础。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文化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证人就不愿意向法庭作证，这倒是一个规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的时候，无不为证人作证难而忧虑。悬赏取证，大概反映了社会的现实。
在现今的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一个原则，任何人向法院提出诉讼主张，都得自己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成立，否则就不能胜诉。知道实际情况的人不愿意作证，当事人就很难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那么，发动证人向法庭提供证据，就是当事人起诉并且赢得官司的关键环节。一方面是知道实际情况的人不愿意作证，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不知道在现场案发时究竟谁在场，谁能作为证人作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悬赏取证的情况。如果杨女士不这样取证，她就不能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就无法取得胜诉的结果。因此，悬赏取证的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取证悬不悬赏的问题，而是法官、法庭对证据的判断。任何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而只是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庭的审查、核实，证明属实的，才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例如，杨女士通过悬赏，有人同意为其作证，并讲清楚了案件的具体事实。这不是证据，而是证据材料。当在诉讼进行中，这个证人就案件事实向法庭作出陈述，法庭就此进行审查、核实并证明属实的，才能够将这个证人的证言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我的看法是，不论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是怎样取得的，都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这样的证据材料要向法庭出示，并经过法庭的认定。证据向法庭出示，证言向法庭作出，经过法庭的认证，确定这个证据材料的真伪，作出结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是当事人的责任。
至于说是不是悬赏得到的证人就与当事人有了某种利害关系，为证人支付报酬就使证人必然要作伪证，都不是必然的结论。
我的看法就是，不论当事人提供的是什么样的证据材料，法庭总是要进行审查核实，进行认证。证据经过法庭的审查核实，就对这个证据赋予了合法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就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