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投资关系中，自然人或企业有时出于特定目的或考虑，选择“藏身幕后”，委托他人代持股权，在公司相关文件中记载他人为股东并作成商业登记，造成“名实不符”的现象。公司法律关系本就错综复杂，隐名出资使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增添更多模糊性与不确定性。[1]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股东”）与名义出资人（又称“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认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到底谁是公司真实有效的股东，名义股东若自行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受让人可否合法取得，以上问题始终困扰着承载裁判重责的法官，事实上也产生了许多同类纠纷的裁判路径大相径庭的情景。我国某些省市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意见，虽在区域内努力避免“同案异判”，但对隐名出资引发的纠纷到底应该如何裁判，全国范围内从论理、标准到结果都不甚一致。201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解释三》”）对隐名投资协议效力及第三人信赖利益保护制定了统一的裁判标准，但是在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如何认定、特殊类型隐名出资协议的效力如何确定等问题上未有涉及。本文将通过对《解释三》有关规定的文义解释、结构重塑和理论阐述来进一步厘清司法裁判中对隐名出资纠纷的态度和思路，以期在学术上建立一种针对隐名出资的司法分析框架模型，以与学界、司法界同仁商榷。

一、股东资格与实际出资、记名登记关系解构

公司是社团法人，股权在本质上是社员权，“代表着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永久关系”。[2]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前提。在法律上，资格代表一种社会地位，是由具体的法律关系所引导、产生、确立的主体身份。股东资格就是依据投资活动对特定公司所形成的法人社团组织的社员地位，是投资者权利与义务集中承载的归属对象。基于投资关系的财产属性，股东资格也被看成是公司的所有者地位，具有享有公司盈余分配、参与公司事务决策和获取公司剩余资产的权能。

集结股东群体的投资是公司的一种能力（一人公司除外），因此，股东资格最早产生于与其他股东的共同投资协议。由于公司的成立以注册登记为标志，因而在登记前所谓的股东资格是不完整的“胎儿”身份，只具有受合同法保护的交易地位。股东资格取得的物质基础是股东向公司的出资，出资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出资行为使得公司和股东之间确立了“血脉”联系。在投资协议上签署姓名或名称并签署公司章程，其后按约定向公司缴付承诺的出资就完全确立了投资者的法律地位即股东资格。但是，现代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公司通过登记既确认和公示公司成立的事实，同时也把股东资格加以确认。因而，登记机关在完成公司登记的同时对股东身份的登记在实践中也往往被看成是对股东资格的社会认可和政府确认，具有充分的、有效的证明效力。如此一来，认可股东资格的法律事实和行为就比较复杂和多重，比如有投资协议、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获得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此外还有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投票权、在股东会会议记录上签署姓名、实际获得公司分配、其他股东的确认、接获股东会召集会议通知、曾经以股东名义参加诉讼并被法庭认可、转让股权或行使股东任一权利未遭受其他已知的利害关系人反对等。在一项完整的股东资格法律空间内，上述权能的集中或分散的表现是自由的，融洽的，流畅的，不生歧义的。但是，当出现隐名出资情形时，虽然股东的人格没有发生分裂，但各项权能的行使必然不再在履行出资义务一方体现归整统一的结构，[3]极端的状况下甚至看不到实际出资人的影子。一旦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为确认股东资格而发生诉讼，“名”、“实”之争就必然会涉及到对具体权能行使状况的判断，法官兴许要在相互冲突的证据中小心拿捏，直至陷入必须动用自由心证资源的理性纠结。

股东资格的确认不是创设新的法律关系，而是对既有的股东资格在法律上加以审查、判断、确认。从字面上看，隐名出资仅概括了实际出资人“隐名”之单方行为，但其实质为双方的合意，由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中挂名。《解释三》第25条第1款肯定了该类协议的效力，就双方之间的争议，确认可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然而，当实际出资人请求“正名”，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完全剔除名义股东，仅依赖合同法是无法完成纠纷处理的，在公司法框架下不同法官的审判意识会受到公司其他股东的态度的实质影响，以及在证据效力的把握方向上立场不一，进而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

学界对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哪个为主方面。这里所说的实质要件是股东对公司的真实出资，而形式要件是公司对股东的记载和证明。其他的行为或事实可以分类归属于以上2种情形。持实质要件说者主张只要隐名出资人能够证明其已经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即可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持形式要件说者坚持以名义出资人为公司股东，但究竟是股东名册还是工商部门登记更具有权利推定力和公示力，又有争议。与这2种学术主张相对应，司法部门的判决也呈现出对两种标准的选择性适用情形。笔者通过对从“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意”检索到的近年来与隐名出资有关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的梳理，发现以实际出资为股东资格确认标准和以工商登记记载为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意见均各有相当数量的判例。近年来随着公司审判实践的演进和丰富，部分省市高院出台的指导意见推出了“综合标准”，提出以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股东应具备的各式要件综合判断股东资格。[4]但问题在于，综合标准只是列举了完整的股东资格应当具备的判断因素，却没有明确在某些因素缺失或者相矛盾的情形下，哪一个或哪一些因素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应该起到决定性作用，无疑于在缺乏度量衡时要求法官徒手掂量案件中各要素的分量。

名义出资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目的主要在于固化记载事实、认可行使股东权利及其后果特别是保障股权流转中的自身利益。实际出资人主张确立其股东资格则产生于对名义股东的信任丧失、双方关系破裂（包括夫妻离婚析产）、为防控未来风险而期望实至名归持股等原由。从公司事业的本质属性讲，资本是公司全部活动得以开始并延续的核心基础，也是股东资格存在的法律前提，是股东权利产生的源泉。简言之，没有出资就不能产生公司，股东资格也就无从谈起。不履行出资义务的个别股东，虽然其股东资格在形式上体现在公司章程和股东间协议中，但其他股东可以将其除名。由此可见，股东的实际出资是确认股东资格的首要条件，股东实际出资成立的证据可以对其他的反向证据形成压制和排斥的效果。《解释三》第23条对股权归属纠纷的规定，说明出资（无论是设立或增资时直接向公司出资还是通过股权转让间接出资）是股东资格确认的必要要件。股东的最终决策权也与股东出资不可分割，若不以自身财产承担风险，行使决策权就师出无名。

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是股东资格不可或缺的两面，如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对股东的界定，“股东是指股份以其名义注册于公司登记簿者，或者依据公司档案中股份代持人证书明确授权的股份受益人。”[5]实质说和形式说不是必然冲突、非此即彼的，最高院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从实质要件为准到实质和形式要件兼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2002年最高院在答复江苏高院的请示时称，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间无明确约定一方实际投资一方名义投资，合资协议、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文件均记载名义出资人为股东，且名义出资人实际参与公司设立，并以自己的名义委派工作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公司运营，“似”应认定名义出资人为系争股份的权利人。[6]2003年《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区分了不完全隐名投资与完全隐名投资，若公司明知且认可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则可以认定其股东身份。2008年最高院修正了该解释草案，新的征求意见稿不再区分隐名出资的不同类型，规定因股东权益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向名义出资人主张权利，法院应予支持；但实际出资人若要成为公司登记的股东，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该草案不区分股东权益中的自益权和共益权，以出资为最高原则适用解决隐名投资纠纷，排斥形式要件的考量，实质上会存在偏颇，至少忽视了在部分案例中名义股东实际就是真实出资人的情形。嗣后，《解释三》对此做出了修正。

《解释三》将隐名出资现象中的法律关系分为3个层次，试图将实质说与形式说结合起来。首先，根据25条第2款规定，若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之间产生对投资收益的争议，以实质要件为准。其次，根据25条第3款规定，在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为变更登记股东身份时，法院倾向于保护公司其他股东对公示文件的信赖以及股东之间的互相信任与认可。结合《公司法》第33条对股东名册和登记效力的规定，若实际投资人要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必须履行特殊的股权外部转让程序，即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变更股东名册和工商部门登记。再次，在公司及股东与第三人的关系中，《解释三》虽未明示，但其精神与《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相符，强调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概言之，《解释三》认为，实际出资人对其出资享有受限制的财产权（主要是收益权），但形式要件才是股东在公司行使完全股权的推定依据，特别是管理和控制权利、获得信息和查询公司账簿的权利、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等。随着法律关系从隐名出资协议双方延伸到公司内部，及至公司外部，公共性愈强，形式要件的适用强度愈强。实际出资人欲推翻形式要件，除须证明其实际出资外，还须获得其他股东的多数同意。25条第3款也实际上融入了2003年征求意见稿在实际出资人以股东名义参与公司管理情形下肯定其权利的思路，不过表达得更为谨慎，因为这种情形下，其他股东通常不会反对实际出资人显名化。

出资是股东资格确认的必要要件，但为维护公司的团体性和交易安全，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对公司和第三人确认股东资格具有推定效力。实际出资人可以据其出资请求“显名”，但须补足形式要件的缺陷。《解释三》的上述规定，兼顾“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公司的社团本质和商事交易安全，较为合理，特别是在法院支持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安排，实际上导入了有限公司股权外部转让的程序，是非常合理的。隐名出资中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外观均存在瑕疵，若处理不当，就不仅仅会造成股权权属混乱，而且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因此，得慎重审查及裁判。

二、隐名出资的类型及我国特殊事态分析

隐名出资可大致分为2种情形：一种是约定实际出资人仅享有投资收益，股东的其他权利义务均由名义出资人享有和承担，是为完全隐名出资；另一种是约定实际出资人委托名义出资人持有股权，但所有股东权利、义务均由委托方享有并承担，名义出资人仅起挂名作用，是为不完全隐名出资。在笔者所收集的案例中，完全隐名出资的比例较小，不完全隐名出资占多数。在完全隐名出资中，法官应着力探求和推断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判断是否存在代持股的合意。某些纠纷中，“实际出资人”虽能证明其事实上向公司缴付了一笔现金款项或财产，且该现金款项或财产也确实被公司视为出资处理，但无法证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有代持股的合意，公司也无记载或证明其“实际出资人”地位的相关文件，应当判定该“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仅存在借贷关系。在不完全隐名出资中，公司和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于公司并认可其行使股东权利是法官判断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决定性因素。[7]

根据隐名出资的目的，还可以将其分为合法型隐名出资与规避法律法规型隐名出资。在实践中，有一些隐名出资是由企业改制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如职工持股会、法人股个人持有等，也有不少隐名出资是实际出资人刻意逃避法律限制的行为。其中，最主要的是规避股东身份限制规范，此类隐名投资协议效力如何，是困扰法官裁判案件的另一难题。

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外资进入限制类产业须经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商务部门审批，禁止类产业因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不允许外资进入。《合同法》第52条第5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院司法解释将强制性规定细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8]《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有关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规定，是为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对禁止类产业，外资一律不得进入，外资与中国企业或自然人签订之委托持股协议，无论其实际上是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该协议都因违反禁止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在限制类产业，若隐名出资是为规避法律规定的程序管制而非实体管制，则应当认定合同未生效，予以当事人补正的机会；若无法补救或当事人不予补救，则应认为合同无效。对其他产业中的外资隐名行为，虽然“三资”企业法规定外国人在国内投资设立企业须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但该规定是对外资进行统一市场监管的管理性规定，法院不宜径行认定合同无效，而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征询有关部门的意见，如可以补办审批程序，则可以承认其实际出资人身份。[9]实践中亦有不少法院采取前述路径裁判案件。[10]

为遏制以权谋私等贪腐行为，《公务员法》第53条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实践中有法官认为无论合伙协议、股东协议或租赁合同，若合同一方为公务员，则当然无效，[11]但有的法官主张该规定只是对特定主体的管理规范，不影响私法行为的效力。[12]笔者以为，《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款性质是对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营利性法律行为的实体管制，虽然从规定文本结构无法直接推出上述法律行为的效力，但结合法律的目的，权衡该法条保护的法益与法律行为本身的法益可以决定其效力。公务员明知违法，仍以代持股协议掩盖其投资或经营活动，其行为本身具有恶劣性，并直接关联重大社会利益和公序良俗。若认为禁止其从商的规定一律不影响其从商行为的法律效力，而只通过纪律处分加以抑制，极有可能会使法律防止公务员因从事或参与营利性行为而以权谋私的目的落空。是以，若实际出资人不愿放弃其公务员身份，也不愿终止协议，法院可依据《合同法》52条第4款或第5款判处其隐名出资协议无效。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代持股协议，自始无效并不影响名义股东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也不影响名义股东以股东身份参与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实际出资人有权向名义股东请求返还出资费用，但不能以出资人身份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若名义股东有继续作为公司股东的意思，应当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否则，为维护公司的团体性，可由其他股东购买系争股权。在公司并无其他股东的情形，公司应依法解散、清算，剩余财产归实际出资人所有。

“假如将法律条文用一个图形来表示，这是一个中心部分非常浓厚、愈接近周边愈益稀薄的圆形。在其中心部分，应严格按照条文的原意予以适用，不应变动。如果说中心部分通常可以直接依条文决定的话，则周边部分可能出现甲乙2种结论，难有定论的情形。因此，适用法律时当然要考虑各种各样实质的妥当性，即进行利益衡量”。[13]隐名出资协议效力的认定正是一处边缘地带，即便能够确立较为统一的裁判原则和标准，在具体案件中法官仍要权衡轻重缓急、得失利弊。

我们认为，在审处隐名出资案件中，第一，若法院支持实际出资人全面复权，替换隐名股东，可径行判决其股权归属，在执行中按股权转让程序处理。第二，在执行上述第1种判决时，由于其他股东过半数不同意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造成案件胜诉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关系不和，胜诉股东可选择放弃成为显名股东，另外选择经协商由其他股东收购股权、起诉请求公司回购股权、请求司法解散公司等3种方式解决纠纷。我们坚决反对把实际出资人的出资当作公司债权处理，因为出资已经结构为公司资本，出资人实际承担了投资风险。事后视为借款既无法律依据，对出资人也非常不公。第三，出资资金虽由出资人直接缴付给公司，但是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存在以投资为目的的借款协议，加上其他证据证明名义股东就是实际出资人的，当然判决名义股东胜诉。

三、名义股东处分股权法律后果述评

《解释三》第26条规定了有限公司隐名持股情形下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如名义股东转让、质押其名下股权或被用以偿还其债务时通过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参照适用来平衡真实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其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出发点正确，基本精神合理，但借助《物权法》条款工具的做法有待商榷。

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股东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公司的股东姓名或名称登记是一种公示状态，公示表彰股权的归属，是法律上的有效事实。实际出资人在公司登记中隐其名，必得在法律上承担一种可能丢失财富的风险。在这一点上，政府、社会、公众都有同一的认识。“名义股东”只是与“隐名股东”特殊关系中的私下角色，工商登记中并未说明其“名义”性、股权“代持”性，因此名义股东将其持有的股权用以抵偿个人债务、设定质押、转让、被法院扣押拍卖，实际出资人都不能对抗交易或获益的第三人，根本不问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也就是说，第三人基于对公司登记的社会信赖，接受名义股东的上述任意一种交易方式，都不存在对毫不知情的隐名股东的权利的侵犯。《公司法》第33条第3款没有对第三人限定“善意”条件，其理正在于此。

在法律法规已对某类情形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立法者可要求对其他类似情形“参照适用”现行规定。该立法技术适用的前提应为，被参照的情形与所参照的情形之间具有法律性质的相似性。从规范结构解释的角度，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是无权处分情形下物权的得失变更问题。原则上，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若满足3项积极性构成要件，即受让人为善意、价格合理、已经公示时，受让人取得所有权。《解释三》第26条规定，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股权，可以“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也就是说，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股权，在性质上属于或至少类似于无权处分行为，意味着名义出资人不是名下股权的所有权人。

法条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一定意义脉络之中。[14]任何制度都应是逻辑自洽的体系，对规则的选择，不仅要看规则本身的品质能否回应实践需要，也要看规则与既有体系内其他规则之间是否相谐。我们认为，《解释三》第26条对名义股东处分行为参照适用“无权处分”的认定，会使《解释三》第25条陷入解释困境。第25条确立实际出资人只基于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出资协议享有收益权，并不具备股东身份；第26条推出名义股东是无权处分人。从形式逻辑上看，非A不意味着B，名义股东无权处分无法推导出实际出资人有权处分，第25条和第26条很难说直接冲突，但这就必然导出一个结论，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对系争股权的所有，均是有瑕疵的。《解释三》中就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作出特别规定，从意图上看，应当是对名义出资人行使处分权心存顾虑，通过《物权法》无权处分规定来赋予实际出资人质疑的请求权基础。然而，撇开第26条限缩《公司法》第33条适用范围的合法性问题不谈，但就向实际出资人利益提供保护的偏向看，无疑将增加第三人受让股权的风险，甚至会引诱实践中虚假诉讼的发生——如股权处分后处分人反悔，完全可能伪造隐名出资协议，出现一个“实际出资人”来质疑处分行为的法律效力。

从学理上讲，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信赖保护，法院对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的审判原则，也应落脚于对交易安全和合理信赖的保护。因此，虽然存在体系的不合理性，但法官若能在公司法的具体制度环境中，善加解释与适用《解释三》第26条，仍能殊途同归地平衡对真实权利人与第三人的保护。

法律保护“那种在正常情况下由法律行为而发生的有效地拘束或授权的发生或存续的信赖，这种信赖的根据并不是或不仅仅是某项可归责的意思表示，其所根据的只是由其他方式产生的、存在某种相应的权利状态的表象”。[15]物权善意取得制度，是在物权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时，保护对法律规定的特定物权表征形式的信赖。善意取得的两端是真实权利人与信赖物权表象的受让人，涉及2项重大利益——财产归属与安全和交易效率与安全。受让人能否取得所有权，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便是其是否善意。对善意的认定是“协调原权利人与第三人利益的控制阀”，[16]也必须根据权利本质的不同而有所改变，适应不同的交易环境。

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政府


自贡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

政府令第59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城市管理，明确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下简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和执法职责，规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使，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在自贡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批复》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自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流井区、贡井区、大安区、沿滩区的城市规划区内的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执法局）负责我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和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各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以下简称区执法分局）作为市执法局的派出机构，具体承担辖区内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高新区执法大队承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市(区)建设、规划、环保、工商、卫生、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第四条 城市管理实行审批权与处罚权、管理权与监督权适
当分离的原则。凡已经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一律由市执法局行使。已集中由市执法局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原来的执法部门再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律无效。对有关人员，按照《自贡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和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条 下列行政案件应当由市执法局直接查处：
（一） 重大行政案件;
（二） 跨区的行政案件；
（三） 市政府指定查处的行政案件；
（四） 违反相对集中处罚权规定的城市规划方面的案件；
（五）市执法局认为需要直接查处的行政案件。
第六条 市执法局、区执法分局(以下统称执法局)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坚持依法、公开、公正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条 执法局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市、区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应当加强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使的监督，及时协调有关行政执法争议，并将其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范围，进行考核评议。
第二章 执法职责
第一节 市容和环境卫生执法
第九条 执法局统一行使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给予处罚。
第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50元以下的罚款：
（一） 在主要街道临街建筑物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影
响市容物品的；
（二） 在建筑物、公共设施及树木上涂写、刻划的；
（三） 未经批准在建筑物、公用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等，
或者虽经批准但未保持完好、整洁，设置期满后未立即清除的；
（四） 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头等废弃物
的。
第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纠正，对违法个人处以100元以下的罚款，对违法单位和经营者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施工产生的垃圾未及时清运，竣工后未及时恢复路面原状的；
（二）不履行城市环境卫生清扫保洁义务的；
（三）不按照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的；
（四）在沿街或者在垃圾容器内焚烧废弃物的；
（五）户外广告、霓虹灯、标语牌、橱窗、宣传栏、地名牌和路牌，不符合内容健康、外形美观、用字规范要求，或者未保持完好、整洁的；
（六）城市雕塑未保持完好、整洁的；
（七）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散的；
（八）临街工地不打围作业，施工现场材料机具堆放混乱、渣土未及时清运，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和覆盖，施工废水、泥浆随地排放，或者工程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的。
第十二条 进入城区的交通车辆，车容不整洁、影响市容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1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 在城区内饲养家畜、犬只（警犬、军犬、科研犬、演艺犬、观赏犬除外），敞放家禽以及对观赏犬不从严管理的，责令限期处理，可并处1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违法个人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和经营者可以并处2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占用城市道路摆摊设点、堆放物料、搭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设置集贸市场及停车场的；
（二）未经批准，拆除、损坏、挪用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照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
（三）未经批准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
（四）车辆清洗站强行拦截车辆清洗的。
第十五条 医院、疗养院、宾馆、科研单位、屠宰场、生物制品厂等产生的废弃物，未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倒入生活垃圾容器或者任意排放、遗弃的，责令纠正，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在水域行驶或者停泊的经营餐饮、文化娱乐等的各类船舶，不按规定处理其废水、固体废物，或者将其垃圾、粪便等废弃物倒入或者排入水面的，责令纠正，并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责令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
第二节 城市规划执法
第十八条 市执法局行使在建成区内未经批准擅自乱搭、乱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行政处罚权，依据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对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给予处罚。
第十九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乱搭、乱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并处违法工程造价5％至20％的罚款。
违反前款规定的，责令停止建设后，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违法建设单位在接到处罚通知书后仍继续施工的，或者拒不拆除、交出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依法可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节 城市园林绿化执法
第二十条 执法局统一行使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依据城市园林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对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给予处罚。
第二十一条 无故不履行城市植树和其他绿化义务，经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加倍补栽，逾期拒不补栽的，责令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加倍交纳绿化费。
第二十二条 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的城市园林绿化规划设计进行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三条 擅自砍伐、损坏城市树竹花草或者损坏城市园林绿地的，责令向产权人（或者管理人，下同）赔偿损失，并处赔偿金额2倍以下的罚款。
损坏城市园林绿化设施的，责令停止侵害，按重置价向产权人赔偿损失，并处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未经批准改变城市园林绿化规划用地性质或者擅自占用城市园林绿地的，责令改正、限期归还、恢复原状、向产权人赔偿损失，并处每平方米10元以上20元以下的罚款。
临时占用城市园林绿地超过批准期限的，责令限期归还，并按照所占面积处以绿地占用费2倍的罚款。
临时占用城市园林绿地造成损毁不及时恢复，又不向产权人缴纳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的，责令限期缴纳，每日加收2％的滞纳金。
第二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在公共绿地内开设经营服务点的，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向产权人赔偿损失，并按所占面积处以绿地占用费2倍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擅自砍伐、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责令停止侵害，向产权人赔偿损失，追缴非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处每株树木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单位处每株树木3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节 市政道路执法

第二十七条 执法局行使市政道路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依据市政道路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对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给予处罚。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
（二）履带车、齿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
（三）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的；
（四）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4公斤/平方厘米（0.4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的；
（五）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的；
（六）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的；
（七）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八）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九）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
（十）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
（十一）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
（十二）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十三）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五节 环境保护执法

第二十九条 执法局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和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的行政处罚权，对在公共场所焚烧杂物及油烟、煤烟污染扰民的行政处罚权，依据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对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给予处罚。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或者居民住宅为主的区域内使用高音喇叭的；
（二）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产生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
（三）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不采取控制音量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
（四）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室内装修活动，未采取限制作业时间等有效措施，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
（五）在商业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的。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空调器、冷却塔等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其管理者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其边界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
（二）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其管理者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其边界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居民住宅为主的区域内，夜间进行禁止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的，责令改正，可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在人口集中地区、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其他依法需要保护的区域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并处5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向大气排放粉尘、恶臭气体的；
（二）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市人民政府关于限期使用清洁能源的规定继续使用燃煤的，责令拆除或者没收燃煤设施。
第六节 工商及卫生执法

第三十六条 执法局行使工商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无证商贩的行政处罚权，行使食品卫生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证饮食摊点的行政处罚权，依据工商、卫生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对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给予处罚。
第三十七条 对无固定经营场所经营的无照商贩，责令停止经营活动，可以收缴经营者的物资、物品，没收其非法所得和经营工具，并处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对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饮食摊点（不包括店面），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节 公安交通执法
第三十九条 执法局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城市道路的行政处罚权，依据公安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对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给予处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应当暂扣驾驶证或应当给予交通违章记分的除外。
第四十条 机动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在人行道停放（含临时停放）车辆的，责令改正并予以口头警告；拒绝改正的，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道路设施损坏的，应予赔偿。
非机动车在人行道（含桥梁人行道）上不按照规定停放的，责令改正。
第三章 执法程序和执法监督
第四十一条 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统一制服，并出示四川省人民政府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对不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接受处罚或检查。
第四十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时不得少于两人。涉及本人的亲属或者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四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处罚机关的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第四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四十五条 执法人员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扣押当事人的物品或者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应当向当事人出具清单，并在清单上注明执法人员的姓名、执法证件编码和扣押时间。
第四十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适用一般程序作出处罚决定的，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四十七条 执法局在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10个工作日内，按照案件的类型将行政处罚决定书报送同级相关部门备案。
第四十八条 执法局适用一般程序查处案件，应当在发现违法行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案情复杂的，经本级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
第四十九条 执法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范围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
第五十条 执法局在执法过程中发现属于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管辖的违法案件，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执法机关。
第五十一条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按规定的预算级次全额上缴国库。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拒绝、阻碍执法局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执法局的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的活动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关按《自贡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自贡市人民政府过去制定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按本办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