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人工授精的法律思考

严 松


摘要：对浙江省舟山市死刑犯罗锋的妻子郑雪梨向法院申请人工授精一案，各界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持不同观点。本文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进行法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我国关于死刑犯能否实施人工授精的这一类问题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法律中也缺乏此类的规定。本课题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法律后果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等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死刑犯 人工授精 生育权 法律思考


引 言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公司员工罗锋与公司副经理王莹因为工作琐事（5元钱车费报销的问题）发生争执。罗锋因一时过于冲动，将同事打死。后来，罗锋被一审法判处死刑，这时，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雪梨遂向法院提出请求：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深爱着的新婚丈夫生育儿女。对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对一审、二审法院拒绝郑雪梨的请求的结果和死刑犯罗锋是否可以实施人工授精问题，一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观点
所谓人工授精，在法律上称为辅助生育技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的行为。人工授精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异质人工授精和混合人工授精[1][P25]。在这里，笔者只讨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
否实施人工授精（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这里有两种看法：
（一） 赞成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可以实施人工授精。
1、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是我国的公民。死刑犯虽然被剥夺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但他（她）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她）的国籍并没有被剥夺，他（她）依然是我国的公民。
2、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前提是：第一，具有生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二，他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即必须是中国公民。一个人能被判处死刑：第一，他（她）必须达到执行死刑的年龄（年满18周岁），第二，精神正常，即能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他（她）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
3、死刑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即在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没有一项属于包含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而生育权是包含在民法的人格权中，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人格权。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依然享有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之所以是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是因为他被判处死刑后，人身自由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方便自由地行使民事权利。但他的其他权利，如人格尊严，就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前些时候，就发生一起死刑犯与他人打名誉权的官司。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都不得定罪处刑。即凡未禁止的就是允许的，法律不限制公民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利，所以，死刑犯就可以要求实施人工授精，有关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就应当协助其行使这项权利。
（二） 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不能实施人工授精。
1、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生育权存在于生命之中，死刑犯被依法剥夺了生命权，没有了生命权，当然也就没有了生育权。
2、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会使部分死刑犯逃避法律的追惩，使法律的权威遭到亵渎。根据男女平等原则，如果男性死刑犯能够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女性死刑犯也能够实施人工授精。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再适用死刑，这与《刑法》第四十九条“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相矛盾。因此，这就给想逃避死刑追惩的妇女提供了一条道路。最终就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女性虽然犯罪，但是永远不会被判处死刑，最终导致男女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
所以，死刑犯是不能实施人工授精的。
二、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法理分析
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究竟能否实施人工授精呢？笔者做出如下分析：
（一） 判断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否实施人工授精，要看他到底被法律剥夺了哪些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并不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了，而且《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我们都知道，刑法是用刑罚来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犯有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其定罪量刑。对一个罪犯处什么刑，剥夺何种权利，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P339]。在我国，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哪些权利被剥夺及受到限制，在法律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即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但是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都应该依法予以保障，不能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规定而限制其权利的行使，绝不允许法官自由裁定（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实定化）。而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中都没有剥夺关于生育权的刑罚。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以下权利：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的权利；有提出会见其近亲属申请的权利；有在验明正身时留下遗言、信札和对财产处理的权利；有不被游街示众或有辱人格行为的权利；有对自己的遗体提出处理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死刑犯在临死前都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也正是这些死刑犯的遗体捐献，在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日益成为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的主要来源。而死刑犯的精子或卵子属于其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死刑犯也可以将自己的精子或卵子捐献给自己的妻子或丈夫。由此可见，死刑犯除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被法律剥夺外，他的其他权利并没有因为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消失，恰恰相反，法律还必须保护死刑犯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当然也包括生育权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法治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根据法理学的相关原理：对于政府来讲，无授权即无权力，政府应遵循“凡法律未授权就是禁止的”这一原则，严禁滥用职权。除特殊场合外，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但对于公民权利而言，应遵循“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一原则，公民的自由度不局限于法律的授权性规定，即凡是法律未明确禁止，公民便享有自由 [3][P340]。另外，权力应受权利的制约。 民主和人权是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执法人员应当依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需要实施自由裁量时，尤其应当根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所以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并且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保障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去限制它。
（二） 根据法的精神，虽然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但生育权包括在人格权中。《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死刑犯也是我国公民，所以，死刑犯的人格尊严同样不受侵犯。而人格尊严是包含在广义的人身自由中的，因此，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法律剥夺死刑犯的政治权利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因而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以前仍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相应地，就享有生育权。
（三） 由于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给家里留下后代，以续香火。根据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公民的一切行为或要求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并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都是可以成立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死刑犯进行人工授精，况且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即使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考虑，也应该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法律至上性的最终目标也是为权利和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充分尊重和扩展人权是法治的终极性目的价值。所以，是否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我国的司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一块试金石。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通过实施人工授精的孩子将来没有父亲或母亲不利于其成长而阻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孩子在出生前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不能）出生呢？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不能限制可能无父亲或者无母亲的孩子的出生，更不能仅仅因为孩子可能因此成长不利而剥夺其出生的权利。至于有的人认为，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意味着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后可以借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对怀孕的妇女是不适用死刑的。男性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后，并不影响其死刑的执行，而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能对其执行死刑，而且这也与《刑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相冲突。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不仅不会使女性死刑犯逃避法律的严惩，更不会与法律相抵触。因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前提是对其实施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所以，男女死刑犯都可以实施人工授精，只是女性死刑犯在人工授精的权限（范围）上比原来（正常女性）狭小一些，即由于其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如果女性死刑犯要实施人工授精，则只能采取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一种方式进行人工授精（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与丈夫的精子受精后再植入另一位女性体内受胎分娩），而不能再由自己亲自担当生身母亲了。这样看来，似乎女性死刑犯的生育权限（范围）没有男性完整了。但是，在审判时，法律就已经给予妇女很大的照顾了——《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于死刑。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对正在怀孕的母亲和腹中的胎儿的保护的考虑。这不仅是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表现，更是对男性、女性犯相同条件下死罪后对怀孕妇女的一种优待。在这一点上，男性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减免照顾。相比之下，那种认为女性死刑犯在生育权上没有男性死刑犯完整的看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四） 生育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该条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就包含了生育子女的权利。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公民有生育的义务，相应地也必然享有生育的权利。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死刑犯也是我国的公民，并且法律也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所以，死刑犯也享有生育权，且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前面的案例中，人民法院判处罗锋死刑，是对罗锋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不是对罗锋其他一切权利的一概剥夺。在罗锋被执行死刑以前，他的生育权和其他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他与郑雪梨的婚姻还处于存续状态。罗锋被监禁，就意味着他的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部分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罗锋不可能像正常状态下的公民那样，同妻子通过性生活的方式行使生育权。但是，罗锋可以通过其他可行的、不妨碍司法机关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方式（人工授精）行使生育权。而郑雪梨向法院提出的“借助人工授精的方式为罗锋生儿育女”正是这样一种可行的方式。
（五） 由于妇女有生育的权利，一旦有人阻碍她的这种权利的实现，法律就要排除它。在罗锋的案子中，谁要是阻碍了郑雪梨的请求，就等于阻碍了她的生育权的实现。所以，如果法律不承认罗锋的生育权，那就意味着，法律对婚姻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并且也会影响到其妻郑雪梨的生育权利，让《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妇女生育权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是不妥的。试问，如果什么都要以先例来做判断的话，那么，先例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也是不妥的。因为，权利的剥夺，必须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能是笼统的、概括性的规定。同样，限制权利也必须要列举出来到底哪些权利受到哪些限制，如果没有列举，那只能推定没有限制，而不能推定都受到限制。法律虽然没有列举死刑犯的生育权，但是根据以上法理学的相关推理，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
三、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后果及法律思考
（一） 会给我国现行的法律带来挑战。在子女的法律地位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理应适用于上述复函。但这只是一个复函，不是正式的立法。社会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现行法律如何处理死刑犯人工授精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完善相应的法律。
（二） 在社会伦理方面，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死刑犯是罪大恶极之徒，如果还让他们通过了人工授精留下后代，在心理上接受不了。笔者认为，这纯粹是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在作怪罢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审判时，怀孕的女死刑犯同样是罪大恶极，按照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即使当时不便判处死刑，完全可以在其顺利产下胎儿一段时间后再执行死刑。人们可以接受审判时怀孕的死刑犯不适用死刑，为何就不能接受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遗传后代？至于有人担心死刑犯把自己的精子捐献给医学事业，可能导致乱伦（近亲繁殖）的现象，其实是多余的，因为通过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编码（防止近亲繁殖所编的识别码）。
（三） 作为实施人工授精一方的家属来讲，既然大人的生命无法挽留，但是能够拥有一个小生命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轴心，甚至可以燃起部分家属生存的希望。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民主程度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程度。
四、结 语
死刑犯是拥有生育权的，因而也是可以实施人工授精的。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实际就是“死刑犯也是人”的这样一种现代价值取向。愿社会各界都聚焦并支持死刑犯的生育权，共同促进真正民主法治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宝林 . 现代法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2] ,[3]曾宪义 .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八版）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 2006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公开征求《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草案）》意见的通知

2009年7月27日，河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草案）》进行了初审。为进一步做好修改工作，使办法草案充分集中民智、反映民意，更好地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现将办法草案全文公布，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



联系人：李 丹 陈 杰

联系电话：0311-87906459 0311- 87906030

电子信箱：ld@hbrd.net cj@hbrd.net

邮寄地址：050051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附：《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10年5月17日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管理水资源，防治水害，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置的河系管理机构，在管辖范围内依法行使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增加资金投入，建立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对水资源配置和水价形成的基础性作用。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管理水资源，实行用水总量控制，提高用水效率，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指标体系，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保护水资源意识、节约用水意识和水患意识。
鼓励研究节水技术，推广节水工艺、设备和产品，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会。


第二章　水资源规划和开发利用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水资源状况，对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作出总体部署。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有关部门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依据国家的流域综合规划编制全省区域综合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设区的市区域综合规划，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依据全省区域综合规划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县（市、区）区域综合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依据全省、市区域综合规划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专业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征求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防洪规划、水土保持规划的编制、批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条　建设水工程必须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在河道、湖泊上建设水工程，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批准前，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以下权限对水工程的建设是否符合流域综合规划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
（一）在滦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南运河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河流上建设水工程的，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报国家流域管理机构。
（二）在跨设区的市的河道、湖泊上建设水工程的，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
（三）在跨县（市、区）的河道、湖泊上建设水工程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
（四）在其他河道、湖泊上建设水工程的，由有管辖权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
水工程建设涉及规模限制的，其签署权限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水工程建设涉及防洪的，依照防洪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涉及其他地区和行业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开发、利用地下水，优先开发、利用地表水，合理配置、利用外调水。鼓励开发、利用再生水、矿坑水、微咸水、海水等水资源。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多渠道筹措资金，根据当地水资源状况修建蓄水池、水窖、河道闸、坝等蓄水工程，充分利用雨水和洪水。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空中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科学开发雨（雪）资源，增加水资源量。
第十四条　鼓励各类投资者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应当服从有关专业规划，实行有偿使用。
建设水力发电站，应当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兼顾防洪、供水、灌溉和渔业等方面的需要。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引水、截（蓄）水、排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未经有关各方达成协议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水事相邻的不同行政区域，不得单方面修建引水、截（蓄）水、排水等对边界河道和跨行政区域河道的水量、水质及防汛抗旱有影响的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


第三章　水资源、水域和水工程保护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拟定全省重点水域以及重点区域地下水的水功能区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前款规定外的水域和区域地下水的水功能区划，由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水功能区划，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十七条　本省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源、水环境的保护，并根据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采取措施，防止水源枯竭和水体污染，保证居民饮用水安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改善农村居民的饮用水条件。
第十九条　本省实行入河排污总量控制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水功能区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核定该水域的纳污能力，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该水域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同时抄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水功能区的水量、水质状况进行监测，发现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指标的，或者水功能区水质未达到水域使用功能对水质的要求的，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采取治理措施，并向同级环境保护、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水功能区的水量、水质监测结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置排污口。
在河道、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经过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区域地下水评价，根据地下水评价结果、供水水源情况，划定地下水超采区和严重超采区。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地区划定地下水禁止开采区或者限制开采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在地下水超采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订计划，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限制取水量，并规划建设替代水源，采取措施增加地下水的有效补给。
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不得开凿新的取水井。对已有的取水井，应当统一规划建设替代水源，调整取水布局，缩减取水量，逐步关闭取水井。
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内，一般不得开凿取水井。确需取用地下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统筹安排，通过核减其他取水单位的地下水开采量和年度用水计划，进行合理配置。
第二十三条　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要的，不得开凿新井取用地下水。对原经过批准取用地下水的，应当改接自来水，逐步封闭原取水井。未按要求封闭取水井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封闭，所需费用由原使用者承担。
第二十四条　经批准开采地下水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井点布局、取水层位开凿取水井。
任何施工单位不得为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的单位和个人开凿取水井。
第二十五条　开采矿藏或者建设地下水工程需疏干排水的，采矿单位或者建设单位应当进行地下水评价预测，加强监测，并采取措施，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和破坏。
因疏干排水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水体污染、水源枯竭或者地面塌陷的，采矿单位或者建设单位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对他人生活和生产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十六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和水域的活动以及向水体排污，应当符合经批准的水功能区划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河道采砂许可证。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应当按照规定的开采地点、期限、范围、深度、作业方式采砂。
第二十八条　禁止在江河、湖泊、水库、运河、渠道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
第二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铺设跨河管道、电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工程建设方案应当依照防洪法的规定报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因建设前款工程设施，需要扩建、改建、拆除或者损坏原有水工程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负担扩建、改建的费用和损失补偿。但是，原有工程设施属于违法工程的除外。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组织有关部门划定本行政区域内水工程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并设立标志。其中跨行政区域水工程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划定。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水工程,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前款规定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建房、葬坟等活动。


第四章　水资源配置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水资源的宏观调配。
省、跨设区的市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经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执行。设区的市、县（市、区）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由本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依据上一级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经本级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流域综合规划、区域综合规划和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制订径流调蓄计划和水量分配方案。
制订水量分配方案，应当充分考虑流域与行政区域水资源条件、供用水历史与现状、未来发展的供水能力与用水需求，妥善处理上下游、左右岸的用水关系，统筹兼顾地表水与地下水、常规水与非常规水、河道内与河道外用水，统筹安排生活、生产与生态环境用水。
第三十三条　跨行政区域的水量分配方案以及调水方案，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人民政府制订，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四条　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省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制订本行政区域内行业用水定额，报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省人民政府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用水定额、经济技术条件以及水量分配方案确定的可供本行政区域使用的水量，制订年度用水计划，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年度用水实行总量控制。
第三十五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外，直接从河道、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的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
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并缴纳水资源费。
第三十六条　依法取得取水权的单位和个人，通过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改革工艺、节水等措施节约水资源的，在取水许可的有效期和取水限额内，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依法有偿转让其节约的水资源。


第五章 水资源节约使用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资源供需变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不同时期全社会节水目标，建立、完善节水制度和激励机制，发展节水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增加节约用水资金的投入，支持农业节水灌溉、节水设施技术改造、节水技术研究推广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各界采取多种形式投资节水工程建设。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节水技术、产品、信息发布平台，利用各种媒介为全社会节水提供服务，宣传节约用水政策和常识。
第四十条　工业企业应当严格执行用水定额，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改进用水工艺，采取循环用水、一水多用、废水处理综合利用等措施，降低用水单耗，提高水的利用率。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节水工作，在考虑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引导农业生产者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因地制宜推广低压管道输水、渠道防渗、喷灌、微灌等节水技术和节水灌溉方式，配套推广农艺、生物等节水技术。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行农业节水奖励政策，对定额内用水的根据节水量给予奖励。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节水灌溉发展规划及节水灌溉技术规范的要求开展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并及时向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本部门节水灌溉发展情况。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及时宣传节水灌溉的补助政策，公示节水机械设备补贴范围，引导农业生产者自主参与节水灌溉工程项目申报、建设、管理，保障农业生产者在节水灌溉发展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四十五条 服务业用水单位应当制定并落实节约用水措施，优先使用再生水，提高用水效率。耗水量大的，应当安装并使用循环用水设施。
第四十六条 鼓励城镇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和居民生活用水使用节水型设备和器具，加强节水管理。对已使用非节水型产品的，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逐步更换或者进行节水技术改造。
第四十七条 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用水应当采用节水技术，充分利用再生水和雨水。园林绿化应当优先种植耐旱型花草树木，推广节水灌溉方式。
第四十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制订节水措施方案，采用节水型工艺、设备和器具，配套建设节水设施。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已建成的建设项目，用水设施、设备和器具不符合节水要求的，应当进行技术改造，逐步更换为节水型设施、设备和器具。
第四十九条 取用水应当安装合格的计量设备，按计量缴纳水费或水资源费，禁止实行包费制。
工业企业的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应当分别计量，主要用水车间和用水设备应该单独安装计量设备；积极推行农业灌溉计量用水，暂时不具备安装计量设备条件的，应当采用替代计量方法进行计量；城镇生活用水应当分户安装计量设备。
禁止无计量设备取用水。用水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安装计量设备或者未及时更换已损坏的计量设备的，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用水量。
第五十条 用水实行差别水价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六章　水事纠纷处理和执法监督检查


第五十一条　水事纠纷处理应当按照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利于防洪安全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协商和处理。
第五十二条　发生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涉及公众利益等重大水事纠纷时，纠纷各方所在地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予以处理。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政专职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水政监督检查制度，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水政执法行为，其设立的水政监察机构对违法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水政监察人员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秉公执法，向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必要时可以直接监督检查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管辖的水事案件。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和控告违反水法律、法规的行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查处。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河系管理机构、水政监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执行水资源规划的;
（二）不依法核发许可证、签署水工程建设审查同意意见的;
（三）拒不执行水量分配方案的；
（四）不按照规定收取水资源费的；
（五）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十六条　未经批准开凿取水井取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罚款，对已开凿的取水井责令限期封闭；逾期不封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封闭，所需费用由原使用者承担：
（一）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开凿取水井取水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开凿取水井取水的，处三万元以上八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其他区域开凿取水井取水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十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五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款、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