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2011]2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综合考虑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内成品油市场供求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应价格每吨均降低300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8280元和7430元。其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表一。非标准品价格由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品质比率确定。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降低。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8680元和7830元。非标准品最高供应价格由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品质比率确定。其中，供铁道、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队用油价格执行。
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400元确定。当市场零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价差不小于400元。
具体供应价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等额降低。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表二。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按规定的品质比率调整汽、柴油非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
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四、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等额降低。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倒扣300元确定；合同未约定配送的，最高批发价格由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在300元的基础上，再考虑运杂费因素确定。当市场零售价格降低时，批发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批零价差不小于300元。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按规定的品质比率制定非标准品最高批发价格。
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90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0.92：1的比价关系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整后的价格自2011年10月9日零时起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继续发挥石油企业内部上下游利益调节机制，平衡好各环节利益关系，缓解炼油企业困难，同时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的衔接，确保市场供应，特别是要加强综合协调和应急调度，保证农业秋收秋种用油需求，并督促所属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九、各省（市、区）价格主管部门及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在10月9日18：00前将调价方案的执行情况、市场价格情况和存在问题报告我委价格司（传真电话：010－68502194）
附：一、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1tz/W020111008613214663968.pdf
　　　　二、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1tz/W020111008613215563220.pdf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〇一一年十月八日

解读“诉讼爆炸”的几个法社会学公式

□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谢可训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由简单的同质性走向复杂和多样性，社会分化明显，社会矛盾丛生。与之对应，诉诸法律的各类纠纷也不断增多，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已达1220.4万件。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诉讼爆炸”的时代。但诉讼爆炸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拟通过法社会学的几个公式，来揭示现今中国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加的原因。

“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 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它与宗教、道德等其他控制手段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因素导致了自律的松懈，故需要更多的法律来填补规范的真空。

“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文化稀少之处，法律亦少；而在文化繁荣之处，法律亦繁荣。因为多元文化在共处之中容易产生冲突，从而导致法律的增加，而文化共识的达成，可以使减弱文化之间的冲突并导致法律减少。当前中国文化的现状是多元杂处却不能融合交汇，也就是说，中国因同质文化的分化已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但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普遍的文化共识却尚待加强。

“法律的变化与社会分层成正比”。分层即财富的不平等，是社会分化在分配和消费领域的体现。只要人们相互间比较平等，法律就比较少。而一个社会的分层越多，法律也就越多。结合中国的现状来说，首先，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法律的总量也相应增多。其次，社会阶层之间大的落差也导致法律增多。目前社会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的水平流动频繁而向上的流动性差。掌握更多资源的阶层更容易打官司，处于弱势的阶层更可能由于心态失衡而敌视社会，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尚未形成，这些都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社会分配不公使“贫者生怨、富者不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现实焦虑感。

“法律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分工是社会分化在生产领域的表现。分工使交换成为必然，使合作成为必要。一般来说，法律随分工而增加，一直到分工到相互依赖的某个程度，然后随共生的出现而式微。当人们没有或很少进行分工和交换时，法律很少；而在另一极端，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他人时，法律也很少。就现状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下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对法律的需求增加。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分工基础上的交换经济，人们通过分工来发展各自的比较优势，然后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即优势交换。陌生人社会中的分工与合作要靠信任来维系，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则要靠法律来构建。另一方面，当前共生关系发展的不充分也需要法律的适度介入。共生关系只能存在于互惠型的长期交易，而在市场道德缺乏的今天更多见的是自利型的短期交易。

“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距离成曲线型”。社会关系的距离即人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一般而言，在关系密切的人们（“熟人社会”）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大（“陌生人社会”）而增多，而当增大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完全隔绝（“他者社会”）的状态时，法律开始减少。易言之，在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律较多，而在熟人社会和他者社会中的法律较少。

当今中国从大体上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传统上乡村式的熟人社会已被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所代替。陌生意指身近而心远。一方面，因为物理距离近，所以接触交流的机会增加；另一方面，因为心理距离远，所以摩擦纠纷的几率增大。匿名性是陌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中国在熟人圈子以外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这种不信任文化又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因为信任度反映了心理距离的远近，信任缺失将使心理距离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熟人社会与他者社会中呈现出了一定的“陌生人化”倾向，从而使位于社会关系距离两端处的法律都有所增多。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近端而言，原来较为亲密的熟人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近而犹远”。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为争夺财产利益而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者今天屡见不鲜。这就说明，道德滑坡和重利轻义等因素导致家庭、族群和社区对个体的控制力趋于下降，维系人际亲密关系的传统纽带已相对松弛。而市民社会的发育不完善，又使之无法在培育道德规范以约束个体行为方面有大的作为。因此，即使熟人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要借助法律来调整。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远端而言，原来互不相干的“他者”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远而犹近”。本来，当社会关系远到一定程度时，法律趋少甚至于无。但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达拉近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不复存在，世界变成了无远弗届的“地球村”。随着交往的逐渐增多，传统的他者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事实上，社会关系的范围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都得到了拓展。由于手机、电邮等现代通讯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个人生活的封闭性被完全打破。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人进行交往互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关系的触角在时空维度上的不断延伸，对法律这一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需求也就相应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