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关于印发《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律师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



　 　 青年律师是律师队伍的未来，进一步加强青年律师培养工作对于促进律师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律师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已经第八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意见。


　 　 各地贯彻落实情况，请及时报全国律协。


　 　 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律师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律师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办发﹝2010﹞30号文件精神，促进青年律师队伍建设，推动律师行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青年律师培养工作的重要意义



　 　 青年律师是律师队伍的未来。培养一支政治坚定、法律精通、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青年律师队伍，关系到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近年来，青年律师逐渐成为律师行业的主力。广大青年律师忠实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职责使命，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示了律师行业开拓奋进、蓬勃向上的良好形象。但是也应当看到，当前青年律师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极少数青年律师理想信念模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个别青年律师职业道德水平不高，诚信观念不强；青年律师教育培训的不足，整体业务能力还需要提高；大部分青年律师生存和发展面临不少困难等等。这些问题都制约着青年律师成长，阻碍律师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各地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要从全局的高度认识加强青年律师培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青年律师培养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制定实施培养规划，建立健全培养体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扶持和帮助青年律师，切实提高青年律师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为青年律师成长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律师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开展青年律师培养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周永康同志在与第八届全国律协理事会成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办发﹝2010﹞30号文件精神，以培养一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需求相适应的高素质青年律师人才队伍为目标，着力提高青年律师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和服务能力，强化执业技能培训，拓宽青年律师培养渠道，增强支持青年律师成才的服务保障能力，使青年律师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成长环境进一步优化，发挥职能作用更加明显，推动青年律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三、坚持培养方向，全面提升青年律师综合素质




　 　 （一）切实加强青年律师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创先争优和社会实践教育活动，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忠实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责使命。把青年律师作为社会主义律师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青年律师了解国情，熟悉社会，增强青年律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教育广大青年律师树立远大理想，把执业活动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命运和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把律师职业作为一项事业追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大力加强青年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不断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在青年律师中大力加强以“严格依法、恪守诚信、勤勉尽责、维护正义”为核心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引导青年律师树立正确的执业观念，弘扬律师执业精神。指导青年律师正确处理与司法工作人员、当事人的相互关系，作律师行业诚信建设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树立律师队伍的良好形象。教育引导青年律师坚持执业为民，正确处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真正做到依法、诚信、尽责执业，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三）进一步加强青年律师执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执业能力。全国律协将编撰新律师执业入门指引，为新入行的青年律师依法执业提供指导和服务。深入开展青年律师讲师团工作，使青年律师讲师团工作进一步常态化。完善以职业道德和执业技能培训为重点的青年律师培训工作机制，制定青年律师系统化、系列化的培训计划，结合青年律师特点，以不断创新教育培训内容，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增强律师继续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拓宽继续教育渠道，帮助青年律师通过连续的分期培训，系统、全面地掌握专业执业技能，特别是掌握依法参与刑事诉讼辩护、行政及国家赔偿诉讼代理的执业规范，推动青年律师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注重发挥律师事务所培养青年律师的成长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完善律师事务所内部的“传、帮、带”制度，建立完善实习律师带教制度，理顺实习律师和带教的关系，探索实习律师、新执业律师学习资深律师丰富执业经验的方法，促进青年律师扎实掌握实务操作技能，扎实提升业务能力。



　 　 （四）加大培养使用力度，促进青年律师锻炼成才。努力为青年律师提供锻炼机会，搭建青年律师成长平台。组织青年律师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定期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律咨询，为基层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增强青年律师的社会责任感。推动青年律师到边疆和偏远地区基层律师事务所执业，依托律师事务所建立的农民工、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青年律师为困难群体服务的平台，鼓励青年律师为民服务。将优秀青年律师纳入政府法律顾问团和企业法律顾问团，让青年律师在为民服务中锻炼成长。切实加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选派一批青年律师到国外培训学习，提高青年律师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



　 　 （五）实施青年律师对口交流培养“千人计划”，促进西部青年律师发展。2012年到2015年，全国律协将组织东部地区律师协会和西部地区律师协会开展青年律师对口交流培养工作。拟组织2000名西部青年律师到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律师事务所进行交流培养，通过专项业务培训、事务所跟班锻炼等形式，提高西部青年律师综合素质和执业水平。西部地区律师协会负责组织选派青年律师。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要为西部青年律师的培养提供条件，给予必要的补贴和经费支持。同时，鼓励东部地区的青年律师服务西部，为西部地区的法制建设作贡献。



　 　 四、完善工作机制，为青年律师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一）完善青年律师执业保障机制。全国律协将设立青年律师培养基金，为培养骨干青年律师提供经费支持。制定对青年律师执行最低工资保障的指导意见，保障青年律师执业合法权益。各地律师协会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规范律师事务所劳动用工制度，严格要求律师事务所为青年律师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适当减免青年律师执业初期的会费，营造扶持青年律师成长的良好氛围。律师事务所要更加重视青年律师培养工作，建立完善扶持青年律师执业相关制度，切实发挥律师事务所在青年律师培养的基础性作用。



　 　 （二）完善青年律师成才激励机制。开展优秀青年律师评选表彰活动，挖掘、树立一批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优秀青年律师，展现青年律师队伍的良好风貌。组织优秀青年律师事迹的宣讲活动，在青年律师队伍中形成学先进、争先进的良好氛围，激励青年律师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增强荣誉感和使命感，充分调动青年律师成长成才的积极性。



　 　 （三）完善青年律师交流提高机制。组织经验丰富的律师定期为青年律师答疑解惑，切实解决青年律师成长中遇到的难题，引导青年律师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指导青年律师规划职业，规划人生。建立青年律师沙龙，组织青年律师相互交流，共同探讨业务经验、执业困惑和社会热点等问题，加强青年律师的沟通和合作，强化青年律师职业归属感和荣誉感。要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沟通，搭建青年律师与公、检、法等业务相关部门及工商联、总工会、青联、妇联等相关组织良好的沟通平台，建立青年律师与相关社会组织良好的交流渠道，帮助青年律师拓宽视野，全面认识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



　 　 （四）完善在青年律师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机制。建立和落实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坚持以党建带团建，切实解决青年律师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增强律师行业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大力做好在优秀青年律师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有计划地吸收青年骨干律师入党，使在青年律师中发展党员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关心青年律师党员的政治进步，为优秀青年律师党员交流学习和参政议政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加强青年律师培养的组织领导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要高度重视青年律师培养工作，真正关心青年律师的成长，把青年律师培养工作作为一项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的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成立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青年律师培养计划，指导本地区青年律师的培养工作。要建立过程跟踪、执行监督、信息反馈和定期评估机制，及时解决计划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适时调整工作方式方法，确保各项措施落实。



　 　 （二）加强工作保障。要加大对青年律师培训工作的投入。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承担青年律师培养任务，选聘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和富有经验的律师担任教师，完善以提高青年律师综合素质和执业能力为重点的培训大纲和教材，运用现代化手段拓展青年律师培训空间，切实提高培训的效率和质量。健全青年律师培养经费保障制度。采用申请政府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相结合的方式，积极筹措青年律师培养经费。指导律师事务所建立青年律师培养的保障制度，落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责任，为青年律师健康成长创造条件。



　 　 （三）加大宣传力度。要重视青年律师培养的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青年律师培养的作用和意义，宣传培养青年律师人才的做法、经验和成效。要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推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律师，制度化评选优秀青年律师，宣传青年律师先进典型、先进事迹，树立青年律师成才榜样，促进青年律师进步，形成全行业鼓励和扶持青年律师成才的良好氛围。


对“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通说的质疑

纪揆


危险犯作为近代刑法的一个新课题，自从其理论提出至今，对于危险犯这一概念，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并且在某些问题上分歧较大。但在我国，自从危险犯这一理论于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以来，便与犯罪既遂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关于危险犯的其他问题争论的如何激烈，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这一理论均为各方学者所接受，以至于各高校的刑法教科书几乎千篇一律的采用这一观点。但如果从理论角度并结合实例，我们不禁会问危险犯难道就是既遂犯，不存在别的犯罪形态了吗？
一、 通说观点及其依据
目前，我们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严重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或者更为简洁的称之为“以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的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根据这一理论，危险犯理所当然的与行为犯、结果犯一道被认定为既遂犯了。
通说所持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都是以既遂为标本的 。因此，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就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齐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就危险犯而言，只要该行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危险状态就已经满足了刑法分则规定此类犯罪所需的全部构成要件，就已经成立犯罪既遂。因而危险犯属于既遂犯。第二，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之所以是以既遂为标本的，是因为：刑法总则中已明文规定对犯罪未遂可以比照犯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分则条文还有必要为其专门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吗？既然刑法分则均有独立的法定刑，这就再清楚不过地从反面证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当然包括各种危险犯、行为犯等）的确不是未遂犯，而是既遂犯。 第三，刑法中大多数危险犯是由实害犯的未遂犯转化而来，而立法者之所以将这些本属于未遂形态的犯罪提升为犯罪既遂，并在刑法分则中单列出来作为一类犯罪，原因就在于这些犯罪具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将其犯罪既遂的标准提前到犯罪的实行阶段，才能给予其严厉的打击。
二、 对通说的质疑
笔者认为通说的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依通说观点，即假设危险犯都属于犯罪的既遂状态，那么就是否定了危险犯存在中止和未遂形态。可是，笔者就此产生了质疑。先以一个案例开始 ：
某案中刘某为打一把刀片，将一根长44厘米，粗2. 5厘米的铁棒用钢丝绳捆绑在京广线铁轨一侧，想用火车把棒压扁。他已经将铁棒捆绑一半时，突然被巡逻人员发现而抓获。根据有关部门科学鉴定，刘某如将铁棒捆牢后确实存在使火车倾覆、毁坏危险 。
分析这一案例，我们很清楚的发现，若刘某将铁棒捆绑完毕，毫无疑问，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依刑法分则116条破坏交通工具罪论处，但事实并非如此，虽刘某已经开始着手犯罪，但由于被巡逻人员抓获而未完成，依据刑法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形态的认定，刘某不具备全部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属于未遂形态。这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此类犯罪属于危险犯，理论上应属于既遂犯，另一方面，又由于犯罪构成要件不全而处于未遂的形态之中。对于这样的犯罪不定为危险犯的未遂形态对刘某公平吗？同样道理，既然存在危险犯的未遂形态，那么若犯罪行为人自动停止其犯罪活动，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就一定存在危险犯的中止犯了。
仅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出通说观点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在此，笔者对通说理由的评析如下：
第一，如果说在一些外国的刑法中，其刑法分则关于各种具体犯罪的规定的确是以既遂犯为模式构建的话，在我国刑法中，“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都是既遂为标本的”这个结论却不成立。因为在一些外国刑法中，是以处罚既遂为原则，处罚未遂为例外的。我国则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其一，我国新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未遂等的处罚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各种犯罪，这其中也包括危险犯，并且处罚未遂犯也不以刑法规定条文为限；其二，就分则而言，对各种犯罪规定的法定刑刑幅较大，可以适用各种形态的犯罪。可见，此观点之所以错误，显然是因为只是简单的移植了某些外国的刑法理论的结论，但未做深入分析所致。
第二，尽管刑法分则将危险犯用单列的条文形式加以规定并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但也不能由此就认定危险犯就属于既遂犯。因为，刑法总则虽然规定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并未强调说对未遂犯，就不能专门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其实，当刑法需要强调对某种未遂犯特别处罚的时候，完全可以规定比按既遂犯从宽处理时所处罚的更重的独立法定刑。这样规定的必要性和优点在于：它杜绝了对此类未遂犯作更大减轻处罚的可能。
第三，众所周知，危险犯与实害犯相对，两者是从处罚根据的不同对犯罪所作的一种分类。其中，“把被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侵害犯，不是把发生侵害法益的现实作为处罚的依据，而是把发生危害的危险状态作为处罚依据的犯罪叫危险犯”。 显然，不能因为两种犯罪处罚的根据不同就认定两者构成既遂的标准不同。否则，“处罚依据”岂不成了“区分既未遂标准”的代名词？既然“危险犯”一词仅仅意味着它与“实害犯”的处罚根据不同而已，并非指两种不同的既遂形态。换言之，并不意味着危险犯就是既遂犯。
三、笔者观点
笔者以为在危险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和中止形态的问题上，最为敏感也最为关键的，莫过于对通说中既遂形态的构成要件“法定危险状态”的理解了，那么，对这个所谓的“法定危险状态”的认识，关系到危险犯是否均是既遂犯的核心。笔者认为“法定危险状态”具有以下特征：
1．危险状态是客观存在的而非拟制或臆测的，且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实害结果。危险状态是危险行为对客体所造成的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是客观事物联系、发展中合乎规律的趋向，是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可以依据具体的事实，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通过判断推理将事实描述出来。也即是一旦这样的危害行为出现，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但这样行为的出现，势必存在发生实际损害的趋势。如果放任这种趋势发生下去，很可能会造成某种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法律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这种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才把引起这种实际损害结果最终发生之前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因而才有了危险犯这一类犯罪。由此可以看出，危险状态是对于实害结果而言的，没有实害结果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性的损害，便无危险状态可言。因此，有危险状态便存在与之相实害结果，这也是危险犯之所以能够在刑法中得以确立的依据。
2．危险状态是一种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产生的足以发生一定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也即是危险行为对客体造成了现实的危险，尽管尚未使客体发生变化，但已经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可能性，立法者才将这种对刑法保护社会关系的侵害的未遂状态作为一种独立的结果形态设置与危险犯的既遂要件中，即以危险状态的出现指示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危险犯既遂所必需的程度。而对于危险犯这类犯罪对刑法保护社会关系侵害的认定，显然单纯从危害行为本身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只有联系一定的结果才能找到社会关系受侵害的依据。因而，我国有学者认为，危险结果是危险犯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给一定的客体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如果客体没有受到一定的损害，便不能说行为具有危害结果 。言下之意，危险状态只是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实害结果毕竟尚处于可能性阶段而尚未转化为现实。因而危险状态只是一种对社会关系造成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而非现实侵害性。
通过上面对危险状态特点的论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也即危险状态一定对应有危害结果，但危险状态又并非危害结果，而只是向危险结果发展的一种趋势。并且危险犯中的危害结果，不同于实害犯中的危害结果，实际的危害结果一经造成，就不可能再弥补，这如同死不能复生一样，而法定的危险状态形成后，却是可以有效解除的 。通说把这样一种并非不可改变的趋势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准，似乎对犯罪行为人有失公平，也岂不是阻碍了犯罪人弃恶从善之途。因此依笔者所见，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已经不适应刑法的发展，应该对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重新划分标准。笔者建议应该把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向后延伸，即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界限，从犯罪着手至危险状态的出现之间的阶段存在犯罪未遂，从犯罪预备至危险状态的出现的阶段存在犯罪中止，而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在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存在犯罪中止。若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超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无论危害结果出现与否，均构成危险犯既遂。
对于危险犯的未遂犯的理解，由于未遂犯是一种未完成的形态，按照通说，其判断标准是“犯罪构成完备说”，即未遂犯虽然已着手实行犯罪，但犯罪构成尚未齐备，对危险犯而言，犯罪构成齐备的标志是出现法定危险状态。而危险犯中的危险行为着手与犯罪状态的出现是不可能同步的，之间总是会或长或短地有段距离。因此，当危险行为着手后，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犯罪的，就会形成危险犯犯罪未遂。如有学者说：“危险犯的既遂虽不同于实害犯，但与行为犯也不无区别，并不以法定行为着手实行或实行终了为既遂标准，……因此，笔者同意危险犯存在未遂的说法。”
对于危险犯的中止犯的理解，首先要搞清楚危险犯中止犯的实质，即在危险犯行为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止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了危险结果的发生的一种危险犯犯罪形态。其次明确危险犯中止犯成立应具备的条件，若成立危险犯的中止犯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时间性条件，我国刑法中止犯的时间性条件是在“犯罪过程中”，对于这个犯罪过程，笔者认为应是指“犯罪预备行为开始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 且笔者也同意学界在犯意表示阶段和犯罪既遂之后不可能存在犯罪中止的观点。（二）自动性条件，指犯罪行为人在确信能够将危险行为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决定而停止犯罪的行为或主动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这种自动性的主观内容是犯罪人自愿抛弃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其客观表现为自动终止危险犯的继续进行，或者积极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三）有效性，指危险犯行为人彻底抛弃了犯罪意图，停止犯罪行为，或者有效的防止了危险结果的发生。这种有效性意味着：犯罪人主观上真正抛弃了某种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客观上彻底中止了危险行为，或者事实上阻止了特定危险结果的发生。
对于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的中止只要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就可以成立危险犯中止犯，由于这种情况比较简单，本文在此就不多阐述。对于本文提出的第二种情况，即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在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存在犯罪中止的说法，由于笔者不认为应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且危险状态的出现与危险结果的出现不可能同步，在其间，就存在有中止的可能。因而笔者主张将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准后移。危险犯犯罪行为人在实施了危害行为之后，使行为出现了向危险结果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条件下，达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进而超过法定危险状态，向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出现危险结果方向继续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即在出现危险状态后至危险结果发生之前，犯罪行为人对这个趋势并非是毫无影响力的，笔者认为，犯罪行为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该行为发展的趋势在行为人的控制之中，是有可能避免出现这样的危险结果的，从而满足上面形成中止犯的三个条件的。
笔者认为， 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存在以下六种情况：
（一）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若危害行为的发展趋势已经脱离了犯罪行为人的有效控制的范围，毫无疑问，此时犯罪行为人已经无法掌握行为的发展趋势，无法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危险犯既遂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犯罪既遂标志。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离开了铁路并且逃逸，那么我们对危险犯既遂的标准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标志。
（二）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范围之内，如果犯罪行为人在此时间范围之内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刘某并未离开，而是在铁路旁等候，假设刘某需要10分钟才能将铁棒卸下，则在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将铁棒从铁轨之上卸下，则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从而形成危险犯的中止犯。则以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这一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
（三）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暂时失去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但是在危险结果出现之前的某一时间点又恢复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从这一时间点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之前的另一时间点之间，犯罪行为人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存在有效控制，则以后一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犯罪行为人暂时离开，但过了一会，又回到铁轨旁，并且在离开的这段时间内未出现危险结果，刘某在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将铁棒从铁轨之上卸下，则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从而形成危险犯的中止犯。若在离开的时间内出现危险结果，则同情况（一），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志。
（四）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暂时失去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但是在危险结果出现之前的某一时间点又恢复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从这一时间点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犯罪行为人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志。例如案例中，刘某捆绑完毕后，需10钟才能将铁棒卸下，刘某在火车到来前10分钟之前的任意一时间，开始进行拆卸，即可以形成中止。危险犯犯罪既遂就以火车到来前10分钟作为标志。
（五）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犯罪行为人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
（六）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出现了若干个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的时间范围。则以最后一个时间范围的后一个时间点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
笔者认为如果以这样的方法来划分危险犯的停止形态，有利于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尽可能的鼓励犯罪分子及时悔改，起到引导犯罪分子及时中止犯罪的作用，与刑法中规定危险犯的意图即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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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来源于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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