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试行办法的通知
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试行办法的通知
攀府发[2009]3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攀枝花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00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攀枝花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以及其他社会救助工作中的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行为，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委关于印发<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川办函[2009]25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工作实行各级政府负责制。
市民政局负责全市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的管理工作。县（区）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的具体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承担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的日常服务工作。
市、县（区）发改、公安、财政、劳动保障、建设、统计、税务、工商、物价、金融等部门分工负责，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的有关工作。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工作机构能力建设，落实必要的工作人员和经费。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四条 城市低收入家庭标准以城市低保标准为基础，报请当地政府审定公布执行，每年公布一次。
东区、西区、仁和区城市低收入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盐边县、米易县城市低收入标准由县民政部门报请同级政府审定公布执行，并报市民政局备案。
第五条 凡持有我市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布的城市低收入家庭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所在地区有关规定的应当被认定为城市低收入家庭。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认定为低收入家庭：
（一）有劳动能力而不进行求职登记，或虽进行了登记，但无正当理由在一年内两次不接受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就业的；
（二）由于征地拆迁、解除劳动关系等原因，领取的安置费、经济补偿金等一次性大额收入，除用于缴纳社会保障支出、购买经济适用房及家庭成员住院费用外的部分，按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其家庭成员每人每月支出，仍有结余的；
（三）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住房的；
（四）拥有非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机动车的；
（五）不按规定就近入学或安排子女出国留学的；
（六）故意放弃法定赡养、抚（扶）养费和转移个人资产的；
（七）经县（区）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不符合低收入家庭条件的。
第三章 家庭成员和家庭收入的核定
第七条 本试行办法所称城市低收入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和抚（扶）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成员。
第八条 本试行办法所述“共同生活”属以下三种情况之一：
（一）所有家庭成员吃、住等日常生活在一起；
（二）部分家庭成员在非申请地单独工作、生活，但经济未独立，仍视为“共同生活”；
（三）部分家庭成员为在外地读书的大中专学生，仍视为 “共同生活”。
第九条 户籍在一起，但能够独立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家庭的（指家庭之间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关系的情况），可以分别按各自的家庭进行申请。
第十条 本试行办法所指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成员在一定期限内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的工薪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
收入的统计标准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无论收入是补发还是实发，只要在调查期内得到的都应如实计算。主要包括：
（一）工薪性收入。主要包括工资以及兼职、兼业收入和从事各种技艺、各项劳动服务所得的报酬；
（二）经营性净收入。指个体、私营业主等在工商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合法经营取得的收入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等，可直接用于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收入。
（三）财产性收入。
主要包括：
1、投资收入。包括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有价证券股息红利收入、保险收益和其他投资收益；
2、出租房屋等资产收入。将家庭拥有的产权房屋、车辆等资产出租产生的收入；
3、知识产权收入。自己创作、发明或者参与创作、发明、并归个人所有的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等带来的收入，专利权人将专利权让给他人或许可他人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使用其专利所得的个人收入和非专利技术所有者将非专利技术有偿地提供、转让他人所取得的个人收入；
4、除上述之外的财产产生的收入。
（四）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离退休金、失业保险金、遗属补助费、赔偿收入、因劳动合同终止（包括解除）所获得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一次性安置费）、赡养费、抚（扶）养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接受馈赠收入、继承收入以及经认定应计入收入的其他收入；
（五）经认定应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收入。
第十一条 本试行办法所指家庭财产是指家庭成员拥有的全部存款、房产、车辆、有价证券等财产。
第十二条 以下项目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及家属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保健金、优待金；
（二）因公（工）负伤职工的护理费，对身体健康有害的特殊工作岗位的特岗补贴；
（三）人身损害赔偿金中除生活费以外的部分，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
（四）见义勇为者、对国家社会有突出贡献者、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等所得政府奖励金；
（五）在校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生活津贴、困难补助、捐赠及助学贷款等收入；
（六）计划生育奖励金；
（七）来源于政府、社会福利组织、工会组织、慈善组织、社会公益行业等针对困难家庭及成员的优惠政策措施所获得的利益和临时性救助、慰问款物。
第十三条 对工资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对在职职工收入的核定，由职工所在单位劳资部门出具职工收入情况证明，并经单位盖章认定。
对兼职性收入等其他劳动收入，由个人诚信申报，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委会根据所从事的社会劳动情况评估确定。
第十四条 对经营性净收入，由税务部门出具从事经营活动人员收入情况证明，证明其收入情况；税务部门不能证明其收入的，由个人诚信申报，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委会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五条 对财产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利息收入、股息红利收入、保险收益和其他投资收益，由申请人家庭成员诚信申报，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委会调查评估确定；
（二）知识产权收入、出租房屋等资产的收入，按照知识产权转让、许可、房屋租赁等合同核定收入，合同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委会评估确定。
第十六条 对转移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离退休金。凭本人离退休金领取存折予以认定；
（二）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凭本人《失业证》予以认定；
（三）遗属补助费。凭单位开具的遗属补助费证明等予以认定；
（四）赔偿收入。凭人民法院调解书、判决书、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予以认定；
（五）经济补偿金（安置费）。凭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文件、拆迁补偿协议书等予以认定；
（六）赡养费和扶（抚）养费。赡（抚、扶）养费按照协议或者判决的数额计算；没有协议或者判决的，赡（抚、扶）养义务人的家庭月人均收入未超过当地低保标准3倍的，不计算赡（抚、扶）养费；家庭月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3倍的，其被赡（抚、扶）养人的月收入计算公式为：
赡（抚、扶）养费＝〔赡（抚、扶）养人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保标准×3倍〕÷被赡（抚、扶）养人数；
（七）提取住房公积金。凭公积金查询存折予以认定；
（八）接受馈赠收入。由被调查人诚信申报，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委会进行评估认定；
（九）继承收入。继承家庭第一套房产用于自身居住的不列入收入，除此外的其他继承收入由申请人诚信申报，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委会评估确定。
第十七条 家庭成员拥有的财产，包括实物财产和货币财产，由申请人家庭成员诚信申报，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委会调查评估确定。
第四章 低收入家庭的申报和认定
第十八条 申报认定程序：
（一）由户主本人（特殊情况可以委托代理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时应提供如下材料：书面申请、家庭成员的户口本及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收入类证明、婚姻状况类证明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在受理申请3个工作日内将材料转交居委会，居委会受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委托在15个工作日内通过书面审查、入户调查、信息查证、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至少近6月内的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调查核实并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无异议的，填写《攀枝花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表》，连同其他证明材料一并报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三）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对居委会上报的证明材料在5个工作日内应认真审核，并将申请名单再次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公示后群众无异议的，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在《攀枝花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表》上出具意见。群众有异议的，须及时通知申请人本人。
（四）县（区）民政局对经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上报的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批并将审批结果在申请人所在居委会公示7日，无异议的办结审批手续并报市民政局备案。
第十九条 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和居委会成立低收入家庭调查评估小组，负责对申请家庭进行调查核实，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评估认定，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调查评估小组由5至7人组成。
第二十条 申请家庭的所有成员应积极配合县（区）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委会等部门的调查，主动到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申请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及时送交县（区）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委会，经办工作人员应逐项核对，根据需要留存复印件或原件。
第二十一条 经申请低收入核定的家庭授权，县（区）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对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查询。公安（户籍和车辆管理）、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建设（房地产）、金融、工商、税务、住房公积金等部门和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第五章 动态管理
第二十二条 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时，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要及时进行相应登记，对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其相关待遇。
第二十三条 对低收入家庭每年审核一次，次年无审核记录的作自动放弃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处理。
第二十四条 县（区）民政部门应当按户建立收入审核档案，并将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人口、收入、财产等变动情况，以及享受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或者其他社会救助的情况，及时登记归档。
第二十五条 市民政部门负责建立城市家庭收入审核信息系统，有效利用公安（户籍和车辆管理）、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建设（房地产）、金融、工商、税务、住房公积金等政府部门及有关机构的数据，实现信息共享，方便信息比对和核查，建立科学、高效的收入审核信息平台。
第六章 监督机制
第二十六条 各级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委会应设立举报箱或举报电话，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凡举报查实不属于低收入家庭的，一律予以取消。
第二十七条 申请低收入核定的家庭不如实提供相关情况，隐瞒收入和财产，骗取城市低收入家庭待遇的，由县（区）民政部门取消已出具的家庭收入核定证明及次年再次申请资格，并记入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有关部门建立的诚信体系。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居）委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不如实提供申请低收入核定的家庭及家庭成员的有关情况，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由县（区）民政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处理，并记入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有关部门建立的诚信体系。
第二十九条 城市家庭收入审核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条 本试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刘洪涛
内容摘要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个近年来争议颇多的问题，如何对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进行准确定位对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在纵向关系上，公立高校通常被界定为行政组织的一种。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沿袭这种理论，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制订的高校内部规则不具有可诉性。另外，我国高校内部管理规则普遍将特别权力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杂糅在一起，十分不利于学生权益的维护。 本文以高校与学生之间具有行政色彩的特别权力关系以及不具有行政色彩的民事关系为脉络，着重从维护学生权益的角度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定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关键词：公务法人 特别权力关系 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
高校内部规则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tudents is a widely controversial problem, realizing the nature and legal position of universities is vital to solve this problem. According to , universities belong to public welfare institute, looking form administrative angle, universities belong to administrative subjects. There is the noun “Public interests legal person” in Germany and Frances’ administrative theory, they ten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as “special power legal relation”, which the theory of china has inherited and created the theory of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 under which the regulations made by universities can’t be suited in court. Furthermore, the regulations of universities often confuse the special power relation with civil law legal relation, which is a barrier to advocate students’ righ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pecial power relation and civil legal relation, describing the legal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from the new angle of being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rights,
一?公立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
（一）我国理论界对公立高校性质及法律地位的定位
我国《民法通则》以是否营利为标准,将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其中非企业法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公立高校属于其中的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从纵向关系上看，我国学理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
作为事业单位，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问题比较特殊。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如高校购置办公用品时即以民事主体身份而与供应商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据其公法职能对学生、教师等内部人员行使管理权力，与之发生内部的行政管理关系，如高校做出对学生开除的处理决定等。
（二）比较法视野上的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公务法人
对于高校的法律定位，我们不妨从比较法的视野做一下横向比较。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营造物”的概念。按照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的解释，公营造物即“掌握于行政主体手中，由人与物作为手段之存在体，持续性地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在欧陆国家，公营造物又有公务法人之称，即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的公法人。公务法人可以分为若干种类，我国台湾学者一般将公务法人分为如下类别：1服务性公务法人，如邮局、电信局等；2文教性公务法人，如公立学校、图书馆等；3保育性公务法人，如医院等；4民俗性公务法人；5营业性公务法人。公务法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公务法人是依公法而设立的法人，众所周知，大陆法系国家对公法与私法存在着严格的划分，高校即属于依照公法而设立的公务法人。其次，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职能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公务法人的职能侧重于服务，而机关法人的职能侧重于管理。
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与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极为相似，两者都注重主体的公共服务职能，并赋予主体在必要时候对这种公共需要进行管理的权力。但两者在语意上略有不同，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主要是民事法律关系上的称谓，而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显然体现了纵向各上的“公务”与横向上的“法人” 两种关系，公务法人这一概念对该类组织性质及法律地位的表述一目了然。
在德国行政法理论中，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也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地位，即公法上的权力主体和私法上的民事主体。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具有如下特点：1.公立高校是独立法人主体；2.公立高校是非营利性机构，国家设立高校的目的是提供教育服务、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而不是攫取利润；3.公立高校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教育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并在必要时对这种需求予以管理。这一点对高校的定位至关重要，高校更主要是作为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一个管理机构而存在。
二?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特别权力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发生的提前是法律法规赋予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职能。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力，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理论界一般将这种关系定位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即行政主体对其内部人员基于公法上的权力义务形成的法律关系，如国家机关与其内部公务员之间、高校与作为其职工的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大陆法系公法学说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公法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德国，在传统的德国公法学理论中，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前者是指国家基于主权作用，在其管辖范围内行驶公共权力所形成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外部行政关系。后者则是指行政主体在一定范围内在其内部基于内部关系实施管理所形成的内部权力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内部行政关系，如公务员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形成，可以是强制形成的，也可以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形成方式，权力主体对相对方均有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都负有服从的义务。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他们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不得寻求法律救济。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但是作为严格的法律术语，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从法律层面上讲，纳入法制管辖的各种关系即转化成为法律关系，无论是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一旦转化为法律关系就毫无例外的受到司法管辖。我国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并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国行政法理论界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逻辑缺陷。因此，特别权力关系的表述更为合理。
高校在依教育法律法规或高校规章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存在，高校依据国家赋予其的提供教育服务并进行管理的公法职能行使特别权力，学生负有服从容忍之义务，此时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特别权力关系，例如高校规定学生不得违反考场纪律，即是依公法职能进行管理，学生负有服从与容忍之义务。
（二）平权型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平权型法律关系，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对作为相对方的学生并无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的义务，而是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例如学校因收取住宿费、为学生订购教材等事项而与学生形成的法律关系。
相比特别权力关系，在平权型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身份平等，即双方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2.权利义务平等，高校与学生均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3.意志形成自由，不存在一方强制另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现象，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不是他人强迫的结果。
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对收缴学费关系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下，学生支付的费用依旧不是其学习费用的完全对价，故这种关系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应划为行政法律关系的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在公立高校学费制度后，学生支付的费用虽不完全等额于教育资源消耗，但毕竟是接受教育的大部分对价。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从根本上否认学费收缴关系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其次，高校不能因学生的不缴纳学费行为而给以行政分或处罚，故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国家财政支持高校运作的费用是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例如国家财政对学生贷款予以部分贴息，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将学生与银行之间贷款关系归纳为行政关系。
三?特别权力关系视角下的高校内部规则
（一）高校内部规则的性质
高校内部规则即高校为了维护学校秩序、落实对学生监督管理，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而制定的约束学生学习与生活行为的内部规范。高校通过内部规则进行管理是其约束内部成员的主要方式，是落实高校教育管理职能的细化手段，是特别权力关系中高校基于其教育管理职能而对学生的行为做出的规定和约束。正是由于特别权力关系的存在，高校内部规则才既区别于一般的外部行政法律法规，又区别于其他的社团内部规章。在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享有公法权力，使其制定的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法效力，不同于一般团体制定的内部规则，如私营企业对其员工的纪律约束；同时，高校内部规则是对高校内部学生的管理和约束，又使其区别于其他普遍性的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法律规范。因此，高校内部规则是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的内部管理规定，对内部学生具有约束力。
（二）高校内部规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
高校内部规则既然是进行高校管理的必要手段，并且其制定有着法规和法理依据，那么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内容合法合理的高校内部规则，其效力是无庸置疑的。关键在于高校内部规则合法及合理的认定标准，合法可以分为内容合法与程序合法。
内容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内容符合法律原则、法律规范。高校的内部规则首先应该遵循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规范，不违反教育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不应与以上法律法规的原则相抵触，更为重要的是，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原则性问题上（如退学权），高校内部规则的实施标准不应严于宪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尽管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出于高校自主管理的考虑而将这项权利更大程度地留给高校自主行使，但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问题上，高校显然应该在现行法律的标准、范围内予以制定细则。否则，在事关公民受教育权问题上将出现法律漏洞，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也缺乏相应的明确的法律依据。高校内部规则往往是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的进一步落实，是学校的“基本法”。这一“基本法”的实施显然关系着作为管理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
程序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产生、修改、通过等程序均应符合法律规定，执行高校内部规则的行政行为也应该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从制定上来讲，高校内部规则应该征求广大同学的意见，因为高校内部规则是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的“高校基本法”，公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宪法，相应地，学生也应参与到事关其基本权利的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中来。然而，我国《高等教育法》将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权力全权交由高校校长行使，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高校校长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高等教育法》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大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生这一高校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参与高校管理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而却鲜明规定了校长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不得不说是现代法治的悲哀！
至于合理，则是指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实施、规则内容、处分标准等均应体现公正合理的法理精神，例如不能因上课迟到而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因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这种内部管理规章中未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可能不具有可诉性，可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应该确认合理性原则，或者提供一个参考意见。既然我国当前教育法律法规尚未解决内部规章的合法性问题，其合理性问题缺乏相关规定就不足为怪了。
（三）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性
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与否，实际取决于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如前所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诞生伊始，其不可诉性便得到广泛确认。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的内部行政关系学说继承了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传统，以致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对特别权力关系下的行政行为可诉性缺乏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为数不少的高校开除学生的案件。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排除了法治行政原则的适用，因而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行政法的批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仍可能存在涉及相对方基本权利的事项，如高校对学生的退学处理、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公务员的辞退等。然而按照传统的行政法学法理，这种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甚至没有可诉性，而是完全按照高校内部规章来处理。这在当今法治社会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这为法律调整留下了空白地带。德国行政法学界对此反应犹为激烈，大多数学者提出应以处罚事项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是否应该纳入司法管辖的依据，德国理论界为此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2比较权威的划分方法是依行政行为是否涉及相对方的基本权利把特别权利关系分为管理关系与基础关系。对于管理关系，例如拥有特别权力的管理者对其内部人员的服装、仪表、作息时间规定等，属于内部行政规则，不能提起诉讼。对涉及基础关系的决定，即公务员、军人、学生的身份资格取得、丧失等决定，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德国行政法学界的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法学界意义深远，开创了特别权力关系可以纳入司法管辖的先河。
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并最终被打破，然而内部行政关系的可诉性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而且现行法律并未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解决的范畴，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对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现象，例如学生对高校取消学位行为的不服进而提行政诉讼。在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上，法律规定严重滞后于社会生活。我国行政法律应该借鉴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方法，为包括高校内部规则在内的内部行政规则的可诉性问题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随着法治社会的构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越来越多地国外学者不满足于内部行政关系中只有基础关系才有可诉性，学者们不断提出即使不涉及基础关系的管理关系，一样具有可诉性。如学生荣益称号获得权等，也应该纳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原因是这些荣益称号可能为获得者带来升学、就业等便利甚至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利益。深入剖析受管理者愿意接受高校章程约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利益。当国外行政法理论走得更远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还在为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可以纳入司法管辖而徘徊。
过于强调司法管辖又将导致行政权力的低效甚至枯竭，因此上面这种观点有唯美主义之嫌，然而它所提出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将荣誉称号的授予权赋予司法管辖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可不可以考虑由法律或教育规章来规范荣誉称号的评定标准和程序呢，什么样的学生是三好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是优秀学生干部，最好落实到量化的指标，例如对成绩设定一个硬件条件。退一步讲，司法不管辖此类问题，高校也应该制定出具体标准，对此标准的不认同，应该纳入法律最终解决的轨道。
四、我国当前实践中高校与学生关系的误区及对策
（一）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