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崽，法律为你撑腰
——析一宗水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

倪学伟

[案情]
原告罗代西，男，56岁，农民，贵州省晴隆县人。
原告岑志芬（罗代西之妻），女，56岁，农民，贵州省晴隆县人。
被告刘敏，男，31岁，农民，广西博白县人。
被告刘敏系“合浦22365”、“合浦2297”号捕捞船船主。1998年2月，被告取得了广西水产局渔政处签发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准其于大风江以东广西沿岸一带渔场潜捕贝类。2000年初，原告之子罗如金受雇到被告船上进行水下采螺，双方口头约定：按所采螺的卖价5:5分成，最初所采的螺须留够2000元作押金后，才能支取工资，且在工作满2年后，才能取走押金。3月22日下午，罗如金与罗情、卢金贵等7人随船在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海面潜水采螺，船上人员卢金贵等发现离船约30米处有一人（罗如金）浮出海面，头部沉入水里卧伏于海面，即划木排将其救到船上进行人工呼吸，但罗已溺水死亡。3月25日，原告和罗如辉（罗如金之兄）等到合浦县处理死者后事，被告曾给原告100元生活费及2000元丧葬费押金收据。4月5日，被告与罗如辉达成“关于罗如金意外溺水死亡事故的处理协议书”，内容为：1、罗如金溺水死亡属意外事故，责任与被告无关；2、被告一次性向死者家属补差旅费、安家费等7000元，死者火葬费由被告支付；3、双方不再追究任何责任。尔后，罗如辉收到被告支付的7000元现金。但此前（3月25日）原告已向北海市天惠律师事务所律师葛金锋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向法院起诉索赔。4月10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向北海海事法院递交起诉状，代理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丧葬费1500元，死亡补偿费318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3056元，交通、伙食费3000元，共计49916元；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对此，被告辩称，其与水下采螺人员按5:5分享收益，与死者系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庭审时承认：罗如金采螺是由他老乡教的，在船上学了2、3天就下水了。在采螺作业前，被告未就可能发生的事件制定预防措施和抢救方案，亦未责成专人对作业人员监护和抢救。
诉讼中，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北海海事法院于2000年5月9日依法扣押了被告所有的“合浦22365”、“合浦2297”号捕捞船，并指定被告看管，每船每日看船费70元。因被告于指定期限拒不提供担保，且该船不宜继续扣押，经原告申请，本院于6月6日依法裁定将上述船舶予以变卖。6月12日，本院责令被告将船舶移交法院，但被告拒不移交。经查，上述船舶已不在原来扣押码头。本院遂于7月4日对被告位于广西博白县龙潭镇的一座房屋予以查封。7月19日，被告交纳1万元担保金，本院于同日依法裁定对被告船舶不予变卖，但继续扣押；扣押期间由被告看管、使用。

[审判]
北海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属水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被告与罗如金虽无书面合同，但依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充分证据，足以确认系水下采螺作业雇佣劳务合同关系。被告以雇主身份对罗如金进行管理，罗除按采螺收获物的50%计为工资外，不存在对采螺及被告经营活动赢利共享、亏损共担、风险共负的权利义务约定，即显然不具有合伙经营之法律特征。被告辩称系“合作”、“合伙”关系，却不能提供符合其抗辩理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不予采信。被告身为雇主，未对受雇人进行严格岗前培训、必要健康检查，亦未制定严密防范措施，却贸然指令受雇人为高风险潜水捕捞作业，这明显是漠视受雇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由此造成罗如金溺水身亡，被告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原被告达成的“关于罗如金溺水死亡事故的处理协议书”，严重损害了罗如金亲属之合法权益，违反宪法、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属显失公平行为，原告对该协议不予承认，合理合法，应予支持。对本案赔偿标准，可参照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广西区劳动厅、统计局桂政劳险字（2000）17号《关于公布1999年全区职工年均工资的通知》等进行赔付。罗如金丧葬补助金按广西199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个月的标准计付(521元×6个月)为3126元；罗生前系原告罗代西、岑志芬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子女之一(另有一子一女为共同赡养人)，故原告2人各按广西1999年月平均工资10%享有被告赔偿10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计12504元；一次性工亡补助亦按月平均工资521元计取48个月，金额为25008元。上述费用共40638元，扣除已付原告9100元，被告应赔偿31538元。原告诉求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本院指定被告看管被扣押船舶，同时责令其提供担保，被告不仅未按时提供担保，反而将船舶从原扣押码头转移。在法院责令其移交船舶时，拒不移交，其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法院将对其另行处罚。被告系本案民事责任承担者，故看船费用亦应由其负担。
北海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被告刘敏赔偿原告罗代西、岑志芬死者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3153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
2、财产保全费2000元，由被告刘敏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迳付本院；看船费4760元，由被告自行负担；
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16元，由原告罗代西、岑志芬负担4356元，减半收取2178元；被告刘敏负担1160元。
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我与罗如金并非雇佣劳动关系，而是帮工合作关系；我对罗如金之死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参照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之规定计算赔偿标准错误。我已与被上诉人达成经济补偿协议，应予认定。另外，财产保全费、看船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广西区高级法院经审理后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并认为：上诉人与罗如金之间是雇佣关系，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对罗如金在工作期间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即应支付丧葬费、伤亡补助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补助费等。至于赔偿标准，因我国在这方面无明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参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广西区劳动厅、统计局的有关规定计算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令看船费由上诉人负担是正确的。广西区高级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0年11月2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被告刘敏与被害人罗如金的关系是雇佣劳务合同关系
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在一、二审中都始终不渝地辩解：刘敏与罗如金的关系是“合伙”关系，理由是挖螺所得双方约定5:5分成，因而存在一个权利共享、风险共担的事实，故在人身伤亡的处理上，被害人亦应承担一定的损害责任。这一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根据上述两法的有关规定，在合伙关系中，当事人具有以下的权利义务：第一，权利方面：各合伙人具有合伙事务的经营执行权，即合伙人共同经营合伙事务；合伙的重大事务须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权对合伙经营的各种情况行使监督检查权；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由合伙人共有，即各合伙人享有盈余分配权。第二，义务方面，合伙人实际缴付出资，出资的方式可以是资金、技术、实物、劳务、知识产权等；承担合伙事务，分担合伙亏损；保护合伙财产；竞业禁止。本案中，被害人罗如金并没有享受上述权利，亦未承担上述义务，故被告刘敏与罗如金之间不是合伙关系。
被告刘敏与罗如金的关系应是雇佣劳务合同关系，理由是：第一，罗如金只是以出卖自己的劳务为生，除提供劳务外，别无长物；第二，罗如金并不承担采螺所需生产工具的投资，对采螺的盈利和亏损都不承担责任，而仅是领取固定比例的工资；第三，罗如金对采螺事务不具有决定权和管理权，只能服从雇主的管理；第四，双方所约定固定的5:5分成，并不意味着权利共享、风险共担，相反，它只是一种与劳动成果挂钩的分配形式，是雇佣劳务合同中对报酬的一种约定形式，体现的是按劳分配原则。
我国在起草合同法草案时，曾将雇佣合同纳入合同法调整，后因故取消。尽管早期的民法典即对雇佣合同关系进行了调整，但以中国现有的法律看，雇佣劳务合同关系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共同调整更为妥当。
2、驳回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判决只具有暂时的合理性，未体现法律的发展趋势
中国一度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认为精神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衡量。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生效施行，其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被认为开了中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先河，但精神损害赔偿也仅限于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及相应的法人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其他权利受到侵害，则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至二审判决为止，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都不承认生命权受到损害可以获得精神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案一、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是正确的。
但是，人死不可复生，人死后给其亲人带来的精神痛苦无疑是巨大的，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所带来的精神痛苦都不可能大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什么法律不平等保护却要厚彼薄此呢？由此形成的怪圈是：丽人因其玉照辉映九州的“痛苦”获赔数十万元，而因他人侵权失去至亲至爱的家属却无法获得分文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不是司法不公的产物，这乃是立法不公的怪异结果。最高法院于2001年2月26日通过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而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予以支持。这一正本清源的规定，可以说是我国人权保护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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